去年的一天，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当“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军100位先进模范人物名单”公布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苏宁。

苏宁是我的老班长。1969年12月，我从山东省夏津县入伍，来到驻防哈尔滨市的69师炮团二连，和苏宁成了同一个班的战友。当时，16岁的苏宁已经是侦察班的计算标兵，负责带我这个17岁的新兵。虽然他比我还小一岁，但在学习、训练、生活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做出了表率。

我参军时，不会洗衣服。苏宁一边手把手地教我，一边对我讲在部队要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要讲卫生，搞好团结，独立思考，做一个优秀的战士。他的言行让我深受感动。

1970年初，因为边界局势紧张，部队从市区转移到山区，我们驻在名叫拨碾沟的小山村里。

春天，山上的雪融化了，草芽生长了出来。一天上午，我和苏宁与房东家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起上山打柴。中午时分，在附近吃草的牛群突然四处狂奔。只听男孩高喊：“快跑快跑，老牛踩到马蜂窝了！”我抬头一看，密密麻麻的蜂群席卷着几头牛，正朝着我们快速飞来。我们已经来不及跑了，面临着被马蜂蜇伤的危险。苏宁反应极快，他见前面有个被大雨冲成的“浪窝”，就迅速把男孩和我推到里头趴下，他却趴在了后面，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时，蜂群已盘旋到我们上方，“嗡嗡嗡”像过飞机一般。苏宁轻声说：“千万别动！”我们就这样抱头趴着，直到听不见蜂群的嗡鸣，苏宁才把我们拉了起来。回来后，听房东说，东北大马蜂毒性很大，能蜇死人的。

苏宁与战友们的合影（前排右一为苏宁，后排右一为作者侯强先）

1970年8月，我们的老班长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去了，苏宁成了我们的代理班长，并很快转正。此后不久，部队举行大规模陆空演习。在苏宁的带领下，我们班各项课目都完成得很出色，年底被评为“先进班”，全班同志都被评为“五好战士”。这种“满堂红”的情况当时很少见。

1970年11月，部队野营拉练。第一天傍晚，我们在阿城县郝骡屯宿营。住进老乡家后，打扫完院子，正要挑水时，房东却把扁担藏了起来，并安慰我们说：“你们走了一天很累，不能再挑水了。”苏宁发现房梁上有根扁担，就拿了下来。水桶装满水，挂上扁担一挑，“啪”的一声，扁担断成了两截。原来这根扁担已有裂痕，房东放起来不用了。可苏宁还是拿出钱来赔偿房东。房东坚决不要，说：“扁担本来就是坏的，不应该赔。”苏宁说：“损坏东西就要赔偿，我不能违反部队纪律！”老乡执意不收。在我们走的时候，苏宁悄悄给老乡放了5元钱。

1971年冬天，部队在五常县的乡下进行军事训练。我们白天练习火炮操作，晚上要站岗放哨。两个人一班，每人1小时，他在我前面上哨。那天我因感冒发烧睡着了，苏宁接着替我站了1小时的岗。东北的冬夜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连着站哨两个小时，浑身都冻透了。苏宁下哨回到班里，我才猛然醒来，看他的眉毛睫毛全都结满白霜，鼻子也冻得通红，我既心疼又很内疚。苏宁示意我不要说话，让我好好休息。第二天起床后，我向连长报告了苏宁替我站岗的事，在全连大会上苏宁受到了表扬。

不久，入伍仅两年多的苏宁，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为代理排长。

1973年，我要回老家探亲。苏宁知道山东农村生活很困难，就拿出辛苦攒下的几十斤全国粮票，塞到了我的包里。回到老家后，我用苏宁给的全国粮票买了一袋面粉，让家里老人吃上了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

在苏宁的帮助和影响下，我入了党、提了干。1980年底，我被任命为二连连长。此前在一连担任副连长时，我负责炮阵地发射指挥，技术相对简单。担任连长后，要负责射击指挥，这就要具有过硬的军事技术。所以，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当时，苏宁任团司令部侦察股股长，他最清楚我的军事技术底子。为了让我尽快胜任，每到周末他不回哈尔滨与家人团聚，而是带着射击指挥板和训练资料来到连队，手把手教我火炮射击指挥技术，帮助我提升指挥能力。此后，我指挥连队进行火炮实弹射击，成绩均在良好以上。

我和苏宁在连队相处有3年时间。我的每一次进步，都与苏宁老班长的帮助、鼓励和影响分不开。

2020年1月，我去哈尔滨，回到了老营房。我和苏宁当年所在的老部队已经换防调走，但接任驻防的部队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陪着我参观了苏宁纪念馆。当我在照片上看着熟悉亲切的苏宁、聆听着苏宁感人的事迹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流满面。

侯强先与苏宁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

如今，我在这里把和苏宁并肩战斗时的点点滴滴讲出来，是为了缅怀、悼念英雄，也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