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犁先生去世20周年，也是诞辰109周年。在孙犁先生诞辰纪念日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孙犁先生致敬。

读孙短札

文 | 肖复兴

本文刊登于《随笔》杂志2022年第3期

对一位心仪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读他的书。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树老根存，僧亡塔在。孙犁先生的文章在。

一

1983年9月，孙犁先生编选完《远道集》，为之写的后记中说：“今年夏天，热得奇怪。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

这一年，孙犁先生70岁整。这是一位大作家当时生活与写作的实景存照。凉开水，大蒲扇，破毛巾，是其三个镜头的特写。

在这则后记中，他接着这样写道：“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小动物昆虫很多。”他特别写了趴在破纱窗和掉在床铺上的壁虎，和四处鸣叫的蟋蟀。无论怎么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生活和写作之地。尽管昆虫具有田园风光。

在这则后记中，他由昆虫联想“过去，我在秋季的山村，听过蟋蟀的合奏。那真是满山遍野，它们的繁响，能把村庄抬起，能把宇宙充塞”。

那是在过去在乡间的年代，不是现在老屋破窗，然后在凉意凄清中“钻到蚊帐里去”。

昆虫能带来快乐，是在童年。一年之后，1984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昆虫的故事》，开头第一句话是：“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则常带有种种限制。”

在这篇散文中，孙犁先生详尽描写了他童年时在乡间捉虫的经历，其中捉一种总是倒着走叫“老道儿”的虫子，最有趣。“老道儿”藏在沙土地像酒盅似的坑里面：“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儿，老道儿，我们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向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间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手心。”

正巧，在读川端康成的一则小说，其实是一则散文：《蝗虫和金琵琶》，写的也是昆虫，也是童年时一群孩子捉虫子。一个小男孩提着自制的灯笼，在河堤的草丛里捉到一只蝗虫，递给一个叫喊着“我要蝗虫”的小女孩的手里，小女孩惊喜地叫了起来：“不是蝗虫，是金琵琶呀！”显然，金琵琶是比蝗虫要好看要高级多的小虫。

在文章最后，川端康成写了这样一番感慨：有朝一日，当你感到人世间到处都充斥蝗虫的时候，你会把真正的金琵琶也看成是蝗虫的。这样的感慨，和孙犁先生所说的成年以后的欢乐受到了限制，有相似之处。昆虫带给我们的欢乐，只在童年。在童年，我们才会遇到金琵琶。童年过后，我们遇到的是蝗虫。

二

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孙犁先生挂角一将，引用了明末时的一句谚语：“刻一部稿，娶一房小，念一句佛，叫一声天如。”

孙犁先生注明：“天如即张溥，是权威评论家。”

看来，文人追逐评论家，自明末即是，并非始于今日。

关于专事吹捧的评论家，孙犁先生曾经说有这样四类：一保姆式，自己说好的作家，别人不能批评；二红人式，专捧走红作家；三变脸式，“论点多变，今日宗杨，明日宗墨”；四“托翁”“托姐”式。

这样的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评论家，是作家与评论家双向所为。孙犁先生在《谈作家素质》中说：“目前一些文学作品，好像成了关系网上的蛛丝，作家讨好评论家，评论家讨好作家。大家围绕着，追逐着互相恭维着。”

当然，文人追逐评论家是有目的的，孙犁先生在《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中指出：不过是“以文会权，以文会利”。在《序的教训》一文中，孙犁先生又说：“或由专家题字，或得权威写评，都可以身价顿增，龙门得跃。”那时，尚未流行腰封上名家的联袂站台，亦为身价顿增矣。

在《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中，孙犁先生还说：“无论各行各业，无论什么时代，总有那么一种力量，像寺院碑碣上记载的：一法开无量之门；一言警无边之众。”令人叹服。

三

关于散文写作，晚年孙犁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特别强调要写小事。

在给韩映山的信中，他说：“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从中表现他为人做事的个性来。”

在给姜德明的信中，他说：“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

这里所说的“无关紧要”和“人不经心”，指小事的两个方面：“人不经心”，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即熟视无睹；“无关紧要”，是看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即见而无感。

写小事，并非堕入琐碎的婆婆妈妈，一地鸡毛。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孙犁先生又说：“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务。”

1992年，孙犁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扁豆》，是一段回忆：1939年在阜平打游击，住神仙山顶一户人家，家中只有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山顶背面，种有肥大出奇的扁豆。每天天晚，他都做好玉面饼子，炒好扁豆，等孙犁从山下回来吃。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可谓“无关紧要”和“人不经心”。吃完之后，“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文章戛然而止。我读后很感动，那种战时的萍水相逢，扁豆和山风，都有感情，让人怀想。所谓小事不小，所见者大。

四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孙犁散文选》，孙犁先生在自序中，提出了关于散文写作的三点意见：一是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二是要有真情；三是文字要自然。这三点意见，看似有些老生常谈，但是，老生常谈，并不都是陈词滥调，其对于今天的警醒之意，并未因其话老年陈而减弱。真正做到这样三点，并不容易。

在这则自序中，孙犁先生举了这样一则逸事：

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糊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虽他一时失去真相，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这则逸事说得十分有意思，绵里藏针，颇含讥讽之刺，像一则寓言。可以看出，孙犁先生所言的三点意见，真情最为重要。我们不少散文，写得还不及这位落荒而逃的农民的行为文字，是因为我们还不如他知惭而羞，内心尚存一份真情。这是值得我自己警惕的。

五

《书衣文录》，大多在“文革”特殊时期所写，按照孙犁先生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属于喃喃自语，非为发表。正如他日后所言：“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仅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情实感是很难的。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他又举例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因为是私人信件，并非公开流布的文字，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真心话，才成为千古绝唱。”

《书衣文录》也是这样，那么多真心话，借助于书，端写在包书纸上，而不是写在稿纸上，并没有想到日后的发表，方才心无旁骛，信笔由心，真实的情感与思想，并不回避的历史和现实，涉及多方面，内涵丰富，不仅记录孙犁先生自己一份心路历程的断片剪影，也刻印下那一特殊时期的史的旁注。就散文的文体而言，它有古人题跋的影子，更具有创新之意。文体的创新，皮和肉是连带一起，不止于形式，同时连带思想的含量，起码迄今未再有这样的文体出现。现在，连手稿都罕见了。

我读《书衣文录》，其中那些富有生活点滴部分，虽只是涉笔成趣，却如新蔬出泥带露，别具一种风味，格外引我兴趣。抄录几则如下——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 

——1975年4月27日题于《西域之佛教》

（陈梦家）盖纯粹书生也。于“文化大革命”中惨死。考古一途，何与人事?受迫如此。哀其所遇，购求此书。

 ——1981年9月2日题于《汉简缀述》

昨日报载，市人民图书馆管理员，盗窃书籍一千余册，卖得二千余元，其中有《营城子》贵重书籍，每部所得仅二元。

——1981年5月17日题于《谈龙录·石洲诗话》

姜德明寄赠。德明信称：出版社书库爆满，将存书售给花炮作坊。此书只收三角，一杯酸牛奶价。

——1986年3月10日题于《兰亭论辩》

四则文录，一则写自己，一则写他人，后两则写世情。写自己，其梦感时伤怀，如此锥心。写他人，其遇物伤其类，如此凄婉。写世情，书和人同贱，世与情共伤。

再看三则——

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两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

——1975年6月13日题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夜起，地板上有一黑甲虫，优游不去，灯下视之，忽有诗意。

——1983年6月23日题于《文苑英华》

2月4日下午，余午睡，有人留简夹门缝而去，亦聊斋之小狐也。

是日晚七点三十五分，余读此书年谱，忽门响如有人推摇者，持眼镜出视，乃知为地震。       

——1975年2月4日题于《蒲松龄集》（上）

这三则非常有意思，前两则，一台上观鸟，一灯下看虫。观鸟，先觉其美，后见鸟被射伤而慨叹“外界有弹弓”，多有象外之意。看虫，孙犁先生说是“忽有诗意”，其实，夜半看虫，虫与人均优游不去，更有衰年独处的落寞之凉意。

后一则，留简和小狐，门响与地震，交织一起，虚实相加，均在《聊斋》氛围和情境中。如果不是正在读《蒲松龄集》，哪里来此水乳交融的妙笔横生？日后，孙犁先生说：“散文之作，一触即发。真情实感，是构思不出来的。”果不其然！

还有一则：“连日大热，今日上班，从纸篓中，收得此纸。”此纸是1975年8月18日，《戴东原集》的包书纸。很多包书纸，就是这样别人随意丢弃的废纸。很多文字，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得来，犹如弯腰拾穗，竟也盈篮。

忽然想起，同样的年代里，画家庞薰琹先生身处逆境，路过一家花店，看见门前被丢弃的烂花，弯腰拾起几枝，回家画了一幅油画《紫色野花》。

六

1991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组《耕堂读书随笔》，其中有一则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很有意思，孙犁先生特意加了个副标题——“一个音乐家的悲剧”。

 其悲何处？

桓谭是位有家传的音乐家。西汉成帝时期，他父亲便是有名的音乐家，当了一个太乐令的小官。桓谭子承父业，不仅善于弹琴，而且也当了这样一个“倡优”的小官，猜想应该和如今音乐家协会的主席相仿吧。这不过是戏台上唱戏戴帽翅的官儿而已，小小的级别是有了，桓谭以为自己便是真正的官了。桓谭的悲剧，便在于此。

桓谭如果从政，真正为官，应该是个好官。王莽篡位时，很多官拼命谄媚，《桓谭传》中写：“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孙犁先生说：“这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其实，又何止在当时。

正直，但若能坚持“默然无言”，悲剧也不会发生。偏偏，桓谭正直，还爱直言，而且是对皇上直言进谏，自信为“忠正导主”。如果仅仅是直言于你自己的音乐一亩三分地之内，便也不会惹出大麻烦。偏偏，桓谭“上述陈时政”，而且，指陈的是皇上的“图谶”和“用兵不当”这样两条，直捅皇上的肺管子。他忘记当初皇上就是靠“图谶”上位的了。导主，主是你导的吗？后来的结果，必然是悲剧，桓谭差点没丢了性命。

孙犁先生有这样一段感喟：

他本来是一个音乐家，他本来可以伴音乐而始终，平安度日。他做的官是给事中，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官，皇帝喜欢，他弹琴，关系处得并不错。如果就这样干下去说不定还会得到皇帝的宠爱，享受荣华富贵哩。

在这里，孙犁先生没有把话说完。最后一个“哩”字，泄露无穷的余味。

七

晚年，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握笔之初，孙犁先生写过不少悼念故人或为朋友书稿为序的文章。同为朋友，亦同为文人，这是古往今来常见的文体。这类文章，最是难写。这一点，孙犁先生是清楚不过的。他说过：“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谈赵树理》）又说：“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的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忆侯金镜》）

但是，在这些书序和悼念文字中，直不辅曲，孙犁先生在对朋友热情和深情的怀念里，还是有直言或委婉的批评之词。这在当今悼念作家的文字中，是极其少见的。

比如对方纪，孙犁先生说：“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他曾经将司马光的格言给予方纪：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方纪散文〉序》)

比如对郭小川，孙犁先生说：“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忆郭小川》）

比如对赵树理，孙犁先生说：“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柳宗元说：‘其土欲故。’”（《谈赵树理》）

这些文字，都还比较委婉。对田间，孙犁先生说得就比较直接了：“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他这些年的那些诗。我觉得只是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词句和形象。比如花呀、果呀、山呀、海呀、鹰呀、剑呀。我觉得他的诗，已经没有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悼念田间》）

写得最直言不讳甚至很有些尖锐，是对邵子南：“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这个不喜欢的地方，孙犁先生明确指出是邵子南“整天的聒噪。”乃至都不愿意和邵子南同住一室。他还直言说邵子南：“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他的反映性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他甚至直接指陈邵子南的作品：“他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喜欢。”（《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

这样的悼念文字，起码我是没有见过的，常见的是那些锦绣文章，不吝美言或谀辞。对于这样的悼念文章，孙犁先生有自己明确的原则：“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和摘要。”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经验，就是不语怪力乱神。”（《近作散文的后记》）在《读〈史记〉记》中，他还援引过班固论《史记》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话，这是古训，是他支撑这类文章的四根支柱。

在《悼念李季同志》一文中，孙犁先生说自己：“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在书写这些悼念文章的时候，孙犁先生为什么并不避讳说其短处。这是知人论世，论世知人的一种方式，更是待友的一种态度。

孙犁先生在说朋友的三原则时写道：“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悼曼晴》）

能做到的人，不多。 

八

孙犁先生对写信是情有独钟的。1983年，他写过一篇《书信》，开宗明义说：“书和信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这里所说的书信相连的“书”，指的是什么？书法？还是书籍？一直不明就里。浅薄的我，以为两者的元素都有吧，书的元素让信有了孙犁先生所说的严肃性；书法的元素，让信具有了艺术性。

在这篇《书信》里，孙犁先生还说：“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真实的信息，真实的感情，本来的面目，便是孙犁先生喜欢书信的主要原因。这样三种真实，恰恰是比文章本身更为可靠。读书信，更能看到真人真面目；读文章，则像看经过拍摄的照片，甚至是美颜后的照片。

没有人统计过孙犁先生一生写过多少封信。我想至少有上千封或两千封甚至更多。如果将这些书信收集齐全，会是孙犁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孙犁先生一生写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这样几个时期：

一、学生时代，在保定读书时，他写给一位女学生，几乎每星期写一封，应该不少，他自己说：“我忘记给她写了多少封信。”

二、战争年代，他给家里写信，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信，下乡替抗属给在前方打仗的丈夫儿子写信。

三、全国解放以后，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当编辑（按他的说法是当“二副”——副刊组的副组长）的时候，大量给作者写的信；

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给江西的那位女同志写的信，有一百一十二封，十余万字，可惜，“后因变故，我都用来生火炉了”；

3．  粉碎“四人帮”后，他给朋友、作者、编者和读者写的信。

应该说，写得最多，保存最多的，是解放后这一部分，如今，在孙犁文集中可找到大部。其中最多是写给康濯的信，前后有一百多封，只是大部分尚未面世。

在这些信中，写给家人的最少，却最让人感动。孙犁先生记述了1944年他写给家人一封信的情景。他在延安窑洞里，“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白纸正面，写给父亲；纸的背面，写给妻子，“她不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那时，家乡被敌人占据，父亲有病，长子夭折，实在是家书抵万金。孙犁先生写道：“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了这封信，父亲站在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

战时替乡亲们写给前线的亲人的信，最让人难忘。1947年，孙犁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像片》。乡亲们找他写信时候带来的信纸，都是剪鞋样或糊窗户纸剩下来的纸，亲手叠成的。用这样的纸写信并不好使，“可是她们看的非常珍贵，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觉得只有这样，才真正完全表达了她们的心意”。

如今，还有这样的信吗？

手机、电脑上的电子信件，无须驿路跋涉，时间等待，只需手指一点，瞬间即到。信纸和信封，邮票和邮戳，邮路和投递，都消失了。写在从笔记本撕下的纸上、写在剪鞋样上、写在糊窗户纸剩下来的纸上，那种最朴素最原始的信，也一并消失了。 

九

《浇园》是孙犁先生1948年写的一篇小说。小说写了战士李丹在乡下村姑香菊家养伤的一小段故事。故事简单，重点写井边打水浇园时两个人的一段交往。7月卡脖子旱的大热天，香菊用辘轳打水浇园，从清早到夜晚。李丹伤好些终于可以拄拐下地了，来到地头，看见香菊打水，帮香菊打水。就这样一个小事。这样的故事，该怎么写？

李丹昏迷几天后睁开眼睛看见香菊，问她：“你是谁？我在哪儿？我怎么没见过你？”香菊笑着说：“你没见过我？你睁过眼吗？”这是浇园前戏，生活气息很浓。当然，这一段，如果仅仅这样写，就不是孙犁了。香菊看见李丹睁开眼睛时，有这样一笔：他“望着窗户外面早晨新开的一枝扁豆花，香菊暗暗高兴的笑了”。扁豆花，一笔勾连战士和村姑彼此的心情。

这是孙犁先生早期小说常用的方法。《荷花淀》里水生嫂和村里的女人们找丈夫时，在淀上划着小船，“顺手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一棵菱角和一枝扁豆花，孙犁先生总能信手拈来。

孙犁先生还特意写了鬼子姜和葫芦开的小白花，在井前的作用是遮蔽毒太阳，在小说中的作用，和扁豆花是一样的。李丹帮香菊打水，看见井水里面“浮动着晴朗的天空，香菊和鬼子姜的影子，还有那朵巍巍的小白葫芦花”。如果没鬼子姜和小白葫芦花，便只是打水。打水，再怎么写，只是打水，不是文学。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块棒子地，香菊拔了一颗甜棒，咬了咬，回头递给李丹。李丹问：“甜不甜？”香菊说：“你尝尝啊，不甜就给你？”这是浇园后戏。这样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物性格的话语，和前面“你没见过我？你睁过眼吗？”相呼应。

“李丹嚼着甜棒，香菊慢慢在前面走，头也不回，只是听着李丹的拐响，不把他拉的远了。”没有任何的铺排和渲染，更没用情节的旁枝横斜，白描，淡淡的，逸笔草草，却将人物的感情和性格写得细腻，惟妙惟肖。

10年后，1958年，茹志鹃写了小说《百合花》，写的也是一个战士和村姑的故事。后又有电影《柳堡的故事》，也是战士和村姑的故事，写法已大不相同了。

47年后，1995年，即孙犁先生封笔的那一年，他写了《记秀容》，不是小说，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写的也是一位战士和村姑的事情。孙犁当时是战士。这则短文，只写了1948年初次见到秀容、1949年进城偶遇秀容、1960年困难期间秀容带半斤点心看望养病在家的孙犁、1995年春节秀容带着一筒西洋参麦乳精看望大病初愈的孙犁，这样四段交往。简洁勾勒出从17岁到64岁秀容的人生轨迹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便是一个村姑和一位作家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感情。我想正因为这样的感情，才会让孙犁先生曾经专门为她写过一首诗。这篇短文，已经彻底地铅华洗尽，没有了扁豆花、葫芦花和鬼子姜，瘦瘦的，只剩下冰凉的骨架，立在文学的淡处，人生的深处。这是晚凉笔墨，一局收枰，满纸清癯。

十

1985年，孙犁先生写《耕堂读书记》中，有一节《读〈沈下贤集〉》，《沈下贤集》是鲁迅喜欢的书，也为孙犁先生重视。沈下贤是唐人，杜牧曾过他的故居时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沈下贤》，赞美“斯人清唱何人和”。

在《读〈沈下贤集〉》中，孙犁先生引用了沈下贤《冯燕传》的一段文字。《冯燕传》很短，全文455字，所引只有69字，集中了冯燕、张婴、张婴妻三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宛若三一律的戏。冯燕与张妻偷情之时，张婴醉归，张妻忙用衣裙遮挡冯燕藏在门后，张婴倒头呼呼大睡，冯燕看见自己的头巾和佩刀都还在枕旁，便指头巾让张妻取来给他，张妻以为他要的是佩刀，便把刀递给冯燕。冯燕用刀砍下了张妻的头。

孙犁先生接下来有这样一段议论：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出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读完这段话，我想起了前一则所言及孙犁先生的《浇园》。如果放在今天，也会有作家将一个村姑和一个战士浇园的故事，演绎铺排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不在话下。

2022年1月5日小寒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