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接见的人，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台工作。在两岸50多年波谲云诡的历史中，他曾经参与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涉台事件。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初冬的一个上午，接受了《两岸关系》记者的采访，讲述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时刻以及后事处理的那段催人泪下的往事。

病重不忘统一大业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及美蒋特务一事。

我记得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人。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

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距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嘛。”

1975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邨、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十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王秉钺等十人临行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第二天登机前，蔡省三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对我们的善意举动，台湾当局却认为是我们的“统战阴谋”。刚刚掌管政权的蒋经国念起了“拖字诀”。

王秉钺等十人一直滞留香港。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湾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邨、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添加亲亲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最后的嘱托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接着，总理吃力地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我接过来一看，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显然是总理批示时因手的颤抖而留下的笔迹：“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5篇评论的起初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某某（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总理肯定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他不仅是在对某一个批件做最后的交代，而是将他一生致力于而又未竟的统一大业托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否则，他何以费劲气力连写四个“托”呢？我没想到的是，这竟是我和总理的最后诀别。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离总理离世只有19天，而在总理最后日子里，仍然心系台湾。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都是总理经过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治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

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卫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不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