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红军的故事

文/杨经平

这个老红军是陕西省宜川县高柏乡佛庄村人，文盲。1915 年 6 月他母亲在麦地里割麦时生下了他，他在麦地里落地时又哭又蹬，把脐带蹬断了，所以他母亲给他取名叫“蹦脐子”。蹦脐子的父亲是地主家的长工，他 15 岁开始给地主家放羊。1934 年冬天，一个名叫曲娃的宜川支队的游击队队长找到他，鼓动他参加陕北刘志舟的游击队，为穷人打天下。他说当时也不知道这些革命的道理，他只知道有饭吃，有衣穿就答应了。他当上游击队员后的革命的坎坷人生和传奇故事，便拉开了序幕。

他就是我的养父——杨占奎。

战斗负伤

父亲当上游击队员后便被带到延安临镇附近的村子里进行军事训练。三个月后他们在宜川、延长、延安等地与土匪和地主武装及国民党地方武装打游击战。参加游击战 20 余次。

1935年11月，徐海东部到达甘泉县，他被改编到红15军团，后随团东征逼近太原。5月随团西征，直捣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北上会师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初期徐海东任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长，他被编入686团三连当侦察兵。1937 年 9 月 25 日 15 时，平型关战役打响，687 团从两侧围上来，686 团从老爷庙发起攻击，独立团阻击来援之敌。至此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1个大队和后勤人员一千余人成了瓮中之鳖。

我父亲在 686 团主攻时，用几马车的麻丝撒在道路隐蔽处，缠停日军坦克十余辆，他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枪战，打死日军 9 人。他头部中日军王八盒子枪弹，昏倒于阵地，战后救治后，子弹头卡在前额头正中骨缝中，至死也未能取出。此次战役后他被任命为 686 团三连侦察排排长。

1937 年 11 月，上级派父亲率领侦察排去宜川侦查地形，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的部队攻打宜川提供地形情报支持。父亲带领的侦察排在宜川县马坪塬村时遭日本飞机轰炸，他的右脚全被炸掉，被冲击波推进了一个“土圪崂”里。他带的 30 余名侦察兵只剩下 4 人。三天后马坪塬的村民发现了他，把他抬到了国民党的宪兵队。在宪兵队他经受过严酷的审问和拷打，但他始终没承认自己是红军。一个多星期后他的伤口发炎发臭，招来一群苍蝇在监舍里唱歌跳舞，时而在伤口上聚会，时而在伤口上会餐，时而围着狱卒们嗡嗡叫。狱卒进监舍送饭都捏着鼻子嚷道:“杨瘸子，干脆早点滚蛋！老子不伺候了！”果然第二天四个狱卒用一个大老笼把他轮换地抬到了高柏乡佛庄村头的破窑里。他家父母弟妹都怪他不辞而别，都怀疑他是“红祸”，不让他进门。幸好当时我叫“三婆”的女人每天早晚趁没人时偷偷给他送吃的。由于伤口发臭，他就在破窑洞里烧一堆白草灰，把灰包在伤口上，一个多月后，伤口基本愈合，686 团的人找到佛庄村把他带到了延安红十字医院，锯掉了右小腿，后给右小腿上绑了一根约 40 公分长的木头腿。由于残疾他回不到部队，组织把他安排在延安难民工厂做工。

转入地下

1946 年中国革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组织让他转入地下工作，利用他瘸腿要饭的身份，让他搜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情报。他的上级知道他不识字，就给他一枚石头印章，印章上的篆文是“王建齐印”四个字。同时告诉他用画图的形式传递情报。用一个圆圈表示一个岗哨；用一个三角形表示一个火力点；用一个长方形表示一个班的兵力；一条细线表示一条小路；两条细线表示一条大马路；三条曲线表示河流……每画好一张情报图都要加盖那枚篆字印章，传递给他的上线人的手里。

解放休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被组织送到陕西省宝鸡市荣军疗养院休养。1950 年被选为宝鸡市人民政府政协委员。同年经人介绍，与宝鸡市荣院被服厂女工熊淑庆结婚。熊淑庆是重庆市垫江县高安乡河滩三队人，是我的亲生母亲，她是小学文化程度，我 3 岁时她离家出走，先到重庆，后到宝鸡荣院被服厂工作，与残废军人杨占奎结了婚。

 1951 年，父亲头上的子弹头发作，以精神病为由被转到华山荣军休养院疗养。我母亲也随同来到华山荣院在缝纫社上班。这期间，有一次一个年青的工作人员拿着一张“干部登记表”让他登记填表。他不识字，只能采取工作人员问、他回答、工作人员填表的方式。问:“你什么时间参加的红军？”答:“民国二十四年。”工作人员在表上就写上了“1924 年”。工作人员想：1924 年还没有红军，你这杨疯子是胡说。于是这个工作人员就把这张只填了姓名和参军时间的空白登记表交给了荣院领导。领导就把这未填全的登记表放在了他的档案袋里。看来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由来已久。

上图：父亲杨占奎，母亲熊淑庆

大爱无疆

1959 年我母亲对他说:“咱们结婚时我给你和院领导都说过，在重庆我有一个亲生的儿子，现在我有肺病，也不能生育，你是不是可以把我儿子‘平’接到咱们身边？”他高兴地同意了。同年母亲回到重庆老家动员我到陕西，当时我心里头恨她，并不同意。我生父叫朱远芳，小学文化，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当过伪政府几个月的保长，我母亲出走后又娶了后房，生了一个女儿叫朱经群。生父对我说:“平，我的好娃儿，爸爸跟你说，任何时候城市比农村都要好！跟你妈去吧！”听了爸爸的话，我便随母亲来了陕西省华山荣军休养院。来荣院后我“改朱”姓为“杨”，以“杨经平”的名字在华阴县岳庙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来时没办户口手续，他又回到重庆给我办了一次户口手续。他第一次对我说:“好娃，我们陕北把爸叫大，你今后就叫我大。”我点头同意。他第二次对我说:“好娃哩，你大不识字，扫盲时，我头上子弹就作怪，就住精神病院，上电床。我要有文化，屁股上早就冒上烟了！大，要你好好上学，将来比我有出息。”他对我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刻骨铭心。

1960 年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开始，我老家饿死了不少人，我生父、后妈、舅舅、舅妈都先后去世。我家只剩妹妹一人，舅家剩下姐弟三人，都无依无靠。我大知道情况后第二次去重庆老家把舅家的姐弟三人带到华山荣院，给我舅表哥熊克忠安排了“护理员”的工作，他现在还健在，已 83 岁了。我表姐熊克凤来荣院后嫁给了伤残军人王掌娃，后回蓝田县坡底村，现已去世。我表弟熊克传因才 10 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1960 年后半年，我大又第三次去重庆带回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堂妹朱经碧，和我们一起居住在陕西华山荣院。我大为了报三婆的救命之恩，后把朱经碧嫁给了三婆的小儿子杨建强，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得疾病去世了。同年，我大又第四次到我舅家把熊家亲戚熊淑惠和陈云淑带到荣院分别嫁给伤残军人杨志贞和刘刚锁。这两家人现在分别在延安的临镇和陕西的韩城市。

 我大从我老家的苦难中带出七人到陕西，三男四女。听我妹说，沿途没钱买火车票，他就找重庆市民政局，拿出他的《革命伤残军人证》，民政局就给他路费和伙食费。

 我们家五口人但只有三口人的口粮，我大只有四十二元五角的工资，生活很拮据。他就带我和弟弟去山坡割青草卖给奶牛厂，换来块二八毛补贴家用。当时荣院的人都说他是“人贩子”。现在看来他不仅不是“人贩子”，而是用善心和善举实践了文化人都难以做到的“大爱无疆”的精神和品质。

忍受屈辱

 1961 年省民政厅发文：让在荣院休养的二等以下的军人可以分散（回乡）供养。我大是二等甲级伤残军人，本不在分散供养的范围，但因我弟妹二人都没有荣院户口，所以我大决定回陕北宜川县，他一提出申请，院领导立马批准了。同年 11 月，我全家五口人回到了宜川县城，住在宜川城北街底底庙（由庙改建而成）。宜川民政局每月给我们全家发五十元供养金，弟妹的户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们兄妹和弟弟都分别在宜川中学和城关小学上学。

 1965 年，我妹杨经群五年级毕业，她不愿意上学，正逢南泥湾农场在宜川招工，我大到民政局说情，民政局破格招收了十五岁的妹妹为南泥湾农建师中的园艺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大的档案中那张《空白干部登记表》，成了他“假革命”的历史证据，随即受到了打击和迫害。在当时的形势下，政府停发了我们家每月五十元的供养金，首先使全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这时，我母亲只好向他提出离婚，他们俩到民政局办了离婚证。证上写的是三个孩子归女方。当时我高中已毕业，思来想去，觉得这样的判决不公平，我向母亲说:“你带三个娃出去如何生活？不如只带弟杨小平一起走，这样拖累小些，我和妹跟大一起生活，他对我们七个落难之人有恩呀！”母亲听了我的话，哭着说:“妈听你的，回头我们到民政局重办离婚证。”第二次办完离婚证后，我母亲带着弟弟回到了华阴县，再嫁到城北王村。后来我弟王小平一直在华阴市广播站工作，60 岁时因心脏病去世。不幸王家顶梁柱又因车祸死去，母亲无奈又第四次来到新疆，改嫁给新疆建设兵团的赵班才，1984 年母亲因高血压逝世，享年 54 岁，我和妹妹杨经群到新疆大河沿对母亲的遗体进行了安葬。

 父母离婚后，我们父子又被民政局迁到宜川南街暂住，不到一年又被迁至宜川县城北窑河畔杜秀英住过的小土窑洞里。这期间，我们父子全靠父亲捡破烂过日子，有时父亲到乡下用土方法给人治病，治好了女的就认成干女儿，治好了男的就认成干儿子，不知有多少个也记不清了。这些干女干儿都给他送吃送喝。其中有个干儿是交里埻石村的王松林，对父亲最贴心，不仅经常来家里送米送面，还帮父亲住的旁边打了一孔中型的土窑洞，炕上能睡五六个人。

 1968年10月响应国家号召，我到宜川县集义公社插队去了。父亲一人就靠拾破烂和行医维持生计。1969 年我与同村知青白淑玲结婚，父亲只能拿出 90 元钱的伤残军人的抚恤金，给我们买了一对核桃木箱子，请村里人吃了一顿白面饸饹，就办完了婚礼。我在农村期间，父亲从县城来集义多次，来了就拖着一条假肢到山坡上给家里砍柴火。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后，他又来带孙子。有一次他把小孙子带到西安荣军招待所，孙子把沙发玩着了火，他自愿为孙子赔了钱。他买的饼干舍不得吃，放在篮子里，挂在窑顶墙上，专门发给孙子吃。1974 年，白淑玲生下小儿子后无奶，我母亲从华阴县经韩城到独泉走 20 里山路背着十几大瓶“炼乳”到集义石家河学校，给小孙子喂奶。虽然我们的父母都遭劫难，但他们对子女的爱一直没有断。

 1981年，我把父亲的冤情写成申述材料交给宜川县民政局，材料中强调了“民国 24 年就是 1935 年，并非 1924 年”。在白福元、强忠孝等人的调查落实下，给父亲颁发了《退伍红军老战士证明书》，同时恢复了定期抚恤金待遇。他经受的屈辱終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晚年安享

 1987 年，我由宜川县中学应聘至华阴市黄河厂子弟学校，父亲随我一家五口人在黄河厂安了家。父亲有肺气肿的病，经常去西安四医大住院，在住院期间他戒了烟。后来经常去西安荣军招待所住宿、更换假肢和三轮车，这些都是免费的，所有费用由省民政厅出。医疗费全额报销，生活费每月六百多元，可以说衣食无忧。1999 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 84 岁，华阴市民政局为他在黄河厂医院太平厅举行了追悼会。三年后，市民政局出资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延安市宜川县高柏乡佛庄村的杨家墓地园。父亲在晚年享受到了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他临终前说:“我是红军他们认了，我没退伍，也没领过退伍安置金，我是在职老红军，他们还没认……”父亲的遗言留给后人们去评说吧。

 一个“在乡退伍老红军”的故事落幕了，一个“在职老红军”的故事还将延续。

2022 年 8 月 16 日于华阴市

杨老先生证件照片

 作者简介: 

杨经平,原宜川中学语文教师，华阴市黄河学校高中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本科学历，高级讲师（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理事，中国语文报协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理事，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国家级创新写作优秀实验教师，渭南市高中语文教学能手，华阴市中学示范课教师。现任上海作文周刊总编秘书、中国读写新思维协会副会长。著作有:《新方法写作文》、《“格”快速作文法》、《高考作文训练》、《中小学作文过程选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