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94岁生日，陆柱国住进了医院。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他对女儿说：“我可能就要与那些牺牲的战友永远在一起了。”

74年前——1948年3月，古城洛阳解放。《新洛阳报》上刊出的一篇题为《桌上的表》的小通讯，吸引了一位青年学生的目光。通讯讲述的是解放军秋毫无犯的故事。几天之后，队伍里多了个从洛阳师范学校走出的新兵——他，就是陆柱国。

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的陆柱国，跟随部队一路南下，记录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画卷。进军大西南途中，陆柱国发表了他以决战淮海为背景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决斗》。从此，革命英雄主义成为他70多年创作生涯中始终坚守的高地。

1950年12月，刚刚调入原总政文化部创作组的陆柱国奔赴朝鲜前线——此刻，长津湖之战鏖战犹酣，参战部队便是他在解放战争战场上采访过的三野第九兵团。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极为惨烈的一战。志愿军同时面对着两个凶残的对手。一是武器装备和战场保障远远优于自己的美军。从美陆战第一师，到美步兵第三师、第七师，不仅有充足的坦克、大炮，还得到了从航空母舰上成群飞来的战机强大的空中支援；二是朝鲜东北部50年一遇的严寒。同一战场上的美军，吃的是肉罐头，喝的是热咖啡，穿的是鸭绒服，住的是保暖帐篷……而从华东紧急赴朝的第九兵团，用以充饥和果腹的只有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

大雪茫茫，天寒地冻。第九兵团与10万“联合国军”激战28个昼夜。美军老牌劲旅——第7师第31团被全歼，连他们的“北极熊团”团旗，也被丢进了泥泞的雪地里。在航母火力掩护下侥幸逃离长津湖的陆战第一师，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后多年，美陆战第一师作战处长回忆起仓皇撤离的那一幕仍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雪在飘，心在烧。一个个冻成了“冰雕”仍然保持着战斗姿势的志愿军英雄，震撼着陆柱国，中篇小说《风雪东线》很快完成：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漫天飞雪中穿插到敌后狙击敌人，冒着飞机、坦克和大炮轰炸，坚守阵地三天三夜，为大部队围歼敌军赢得了时间——为了保护战友，用身体扑向燃烧弹的小通信员；抱着炸药包，滚到敌人坦克底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副排长；因伤病累困交集昏死过去，醒来后继续顽强战斗的指导员……小说发表在1951年6月的《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同一期杂志还刊有陆柱国的另一篇朝鲜战地速写《老组长》。

70年后，志愿军老战士张乃洲依然清楚地记得《解放军文艺》送到前线时的情景：“战斗间隙，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听文化教员读里面的战斗故事，总觉得小说中的人和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连队。有时读着读着，战斗又打响了……”

1952年10月，陆柱国随赴朝慰问团第二次来到朝鲜战场，正赶上上甘岭战役打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为他的“摊牌行动”集中了300多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夺取上甘岭。

然而，精于计算的范佛里特计算清楚了他自认为攻占上甘岭所用的兵力火力，却无法计算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必胜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陆柱国回忆：“在指挥所坑道口出现了十来个衣衫褴褛的人，黑黑的脸上，嘴唇干裂、眼睛发红，头发胡子蓬乱，他们大口抽烟，谈笑风生，一副老子天下无敌的神情。这是刚刚换防下来的二营七连的幸存者，连长张计发带上去160人，只带回来8个！那天夜幕降临之时，我跟随浑身散发着上甘岭气味的7连离开五圣山，一路躲避着炮弹，走过几个山头到达七连驻地。张计发和战士们讲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敌人的炮火把山包炸成浮土，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的钢铁……进入坑道后，又要经受难以想象的缺水的残酷考验。他们吃生米，舔石壁，在那样干渴的情况下，一个苹果在大家手中传递相让。敌人疯狂进攻，虽然战友一个个倒下，但阵地寸土未丢……”张计发时任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七连连长，也是曾经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一个苹果》的作者。

“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这场仗的。”陆柱国请求第15军首长让他留下来，留在硝烟弥漫的前线，现场记录志愿军官兵的英雄壮举。

天上战机轰鸣，耳边炮声呼啸，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陆柱国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英雄的故事每天都在涌现，时刻激发着我的创作激情，我觉得不能不写，不能不立刻就写！”

写作的地方是一座被废弃的碉堡，用望远镜就能看到200米外的阵地前沿，几个炮弹箱拼成简单的书桌。寒风卷着雪花怒吼，战士们在碉堡出入口挂上一块油布，又送来一小盆炭火，以便陆柱国烤烤麻木的手和凝结了冰碴的笔尖。小说第一部分刚写完，第15军宣传处长就读给军长秦基伟听。秦基伟的话让陆柱国更加激动，“好，就这样写！”

1950年11月25日，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上甘岭》。这是陆柱国与志愿军官兵零距离接触的战场实录。电影公映的时候，第45师师长崔建功已经在原昆明军区任职。影片放到一半，崔建功离席而去，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返回。同事问他：“这么好的电影，怎么不看完？”崔建功回答：“不是不想看，而是不忍看啊。伤亡了那么多人，我这个师长能看得下去吗？”晚年的陆柱国回忆：“真实的事情只能比电影更加残酷。后来在上甘岭，随便抓起一抔土，里面就有三样东西，碎石块、炮弹片和人的骨头。”

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投掷了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余人，损失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英雄的志愿军手中。上甘岭最终成了美国人的“伤心岭”。美第八集团军不得不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上甘岭）是打败了。”

一座山峰的巍然耸立，挺起一代人的英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主席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一支笔描绘出人民战争雄奇的画卷，一腔血五十年银幕后默默耕耘……”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陆柱国“终身成就奖”。

为人民军队抒怀，为人民军队抒情，在陆柱国看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55年，他跟随部队参加解放军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一江山岛之战，创作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改编为电影《战火中的青春》；1958年，他参与创作描写人民海军英勇事迹的电影《海鹰》；1965年，他参与创作电影《雷锋》；1974年，他与老作家王愿坚、李心田一起创作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本。1979年，陆柱国又一次奔赴前线，创作出赞美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花枝俏》；2006年，早已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岗位上离休的陆柱国，以78岁的高龄，创作了又一部英雄的故事《我的长征》……他的18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为新中国电影留下了一幕壮阔的英雄方阵。

女儿陆芸芸几次要写爸爸的故事，陆柱国一次次拒绝：“我只是一个战士，一个用笔作枪的战士，我的故事都是那些英雄们的故事、烈士们的故事。”

202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女儿把手机放在爸爸耳旁，让老人听听当天的新闻，听听参加过上甘岭之战的志愿军老战友的声音……已经昏迷了几天的陆柱国忽然睁开眼睛，嘴唇微微颤抖着——女儿赶紧把脸贴过去，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仿佛是说：“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6天之后，陆柱国带着亲身经历的上甘岭故事，静静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