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1946,3-2023,11），著名诗人、散文家。祖籍山西榆社。1955年随父母进疆，此后一直在新疆生活。新疆大学中语系毕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喀什工作8年。1979年被新疆军区特招入伍。曾任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其代表作有诗集《野马群》《神山》《周涛诗年编》，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山河判断》《逃跑的火焰》《周涛散文》（三卷）《伊犁秋天的札记》《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长篇小说《西行记》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诗奖，多次获解放军文艺奖。
周涛是“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80年代中期，他转向散文创作，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其诗文恢宏浩大，汪洋恣肆，纵横开合，在自然景色的描写中溶入了理性的思索和寻找人类文明的宏大命题，具有庄严的生命色彩，雄浑、苍凉的文字中不失细腻敏锐的灵性和智者的幽默，构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蔚为壮观的一幕。
一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周涛先生的诗歌，当年入伍进疆，毫不畏惧，就是觉得有一个诗人周涛在那里。到部队后，我不断读到他的新作。还没认识他的时候，就常听人谈起他。人们谈他时，如同谈一个王——人们愿意谈起他身上传奇的部分——后来我知道，这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
我与周涛相识于1992年冬天。我当时服役已满三年，为了保留我这颗文学“苗子”，《昆仑》杂志的副主编海波老师特意打电话给周涛，请他帮我。他当即同意。我便借调到创作室帮忙。八十年代的军事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名家闪耀，佳作频出。我作为一名炮兵团的士兵，一个文学爱好者，创作室那时无疑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圣殿。而我要拜见的人就是王者周涛，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为此，我专门从团部图书室借读了周涛的《野马群》和《神山》，然后又读了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泰戈尔、歌德、叶芝等中外诗人的诗作，还特别读了唐朝边塞诗人的作品。我一边阅读，一边对我要去面见的诗人形象进行了想象。
那天虽然寒冷，但阳光灿烂，我穿过军区大院萧瑟的白杨树通道，前往他的住处。快到中门，我老远就看见一位高挑的军人站在那里，身材俊逸，玉树临风。虽然是第一次见他，但我知道他就是周涛——我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诗人。他与我的想象一致。他穿着军官穿的八七式军装，虽然严整，但还是显得有些随意。他行走时，也是诗人的散漫步子，但行止间却有一股不羁的霸气。他当时高居军区机关，级别已到师级，而我不过是个来自炮兵团的上士。在等级严格的军队，他亲自来接我，是我没敢想象的。他当时已诗名远扬，正以“解放散文”之姿横刀立马。他的才气外露，站在老远，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才华的辐射。我感觉，他的诗人之气是以白杨之姿挺立的。他身上有一种中原与西域文化混合而成的气质，儒雅而又狂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还活着的高适、岑参、王昌龄。我至今依然认为，想象世界里中国古代诗人的风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遗传到了他的身上。其后，我很少再见到有比他更有诗人气质的诗人。
周涛三岁时与父母合影
自此以后，我逢周涛的诗文必读。他的诗融边塞风光和少数民族民歌为一体，叙事、抒情相结合，诗歌语言充满智慧和美感，具有音乐性，他用人人都在使用的平凡的文字创造出诗歌全新的面貌。其代表作有《野马群》《神山》《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评论家认为，周涛的诗“以其粗犷、雄奇、刚健、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空间，开了一代诗风。”
后来，人们一致认为，作为边塞诗代表人物的周涛后来成了散文家，认为其散文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的诗。其实，周涛一直保持了诗人的风范。他的散文是另一种诗。 周涛自己也说过，“我在写散文时依仗的是诗的能力，我最好的散文段落往往跳出诗笔，我永远感激诗。”他的诗在注重叙事的基础上抒情，他的散文中有浓烈的诗意。他“是少见的将诗的想象逻辑和诗的情感结构运用于散文创作，即‘以诗为文’的作家，他的散文充满诗意的激情和强烈的理性精神……”散文使他的表达更为随意，开阔，也更能为读者接受。
在创作室帮助工作，使我有幸有机会随时接触周涛，从那时起，我就将他视为我的恩师。后来又在他身边工作，此缘绵延，不觉已二十余年。与他的相处，确定了我最初的认识：周涛即使一行诗不写，本质上还是一名诗人。
二
我初识周涛时，他的《游牧长城》已发表，作家出版社刚出单行本，作品很大气，书却出得很小气，但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光芒。它在面对时间检验时显示了足够的信心。但文坛保持了它的势利传统，一片沉默。这与周涛的《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发表和《稀世之鸟》出版后的情形类似。对于文坛的势利，这一次，他开始了反击，正式提出要“解放散文”。正是这个提法，使很多人觉得他很狂。
周涛的狂言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散文现状了解的基础上的。他欣赏项羽。对于一个放弃诗名，重新开始散文创作的人来说，他的狂言开始也是为了把自己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周涛以“周涛散文”缓慢有力地涤荡了中国散文这个陈腐而又膨胀的文体。
1965年，获全疆大学生乒乓球单打冠军
他的散文之美，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将他对西部的挚爱表现得宽广而深厚、执著而优美，在巨大的时空背景下揭示了民族丰富的自然史和心灵史。其次，他的文章格调雄阔、意蕴深远、笔力雄健，汪洋恣肆，纵横开合，在自然景色的描写中溶入了理性的思索和寻找人类文明的宏大命题，具有庄严的生命色彩，雄浑、苍凉的文字中不失细腻敏锐的灵性和智者的幽默，构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蔚为壮观的一幕。第三，我始终认为，周涛的作品是用自己的精气神融为一体写成的。三者弥漫在他的文字之间，形成文气，不再融化，并在时间中相互滋养，使之愈加浓厚，弥漫着珍贵的经典气息。这也使他的诗文格外耐读，每读均有新意。第四，生命与自然是他一贯书写的主题，周涛的文章充满了对天地万物的爱。即使他笔下的猫、狗、羊、猪等动物都充满了健康的野性魅力和与人类同等的尊严，呼应了佛陀在数千年前提出的“众生平等”的观念，把人与动物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有着悠久的诗文传统，在古代中国，很多作家都是以诗文立世的。但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像周涛这样诗文同辉、开两种文体新风的作家还是唯一的。周涛认为，他花了20年，经过痛彻心脾的疑惑、思考、实践、寻找，真正完成了诗后，他需要一种更加自由、放达的创作方式。所以，他在诗歌创作达到巅峰时，突然转向了散文创作。正如作家朱苏进所说的：“他从诗走向散文，可不是做诗失败另谋出路，而是一条过于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的膨胀使然”。文学评论家朱向前也认为，周涛的散文既把他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又用它发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周涛散文的异军突起，让他的写作从一个高峰迈向了另一个高峰。香港《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说：“周涛的散文开创了中国散文新境界，周涛的散文是今天最好的散文之一”，“他的散文是感情的狂飙；冥冥中独对天空与大地倾诉的空茫之声；是语言的隆隆雷鸣，挟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
周涛的散文在时间的淘洗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喜欢周涛的读者们是这样对待他的：一位编辑把十七万字的散文集《稀世之鸟》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一位旅行者在外游历四个多月，一直带着《山河判断》，并到新疆来拜访周涛；有人把他的作品写入教材，还有人把他的作品当作礼物送给远方的朋友；中国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认为，大器在周涛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让他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看见草原、看见壮美的地平线……因为周涛的诗歌和散文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光华，所以，它经得起无情的时间的验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先后结集出版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西部的纹脉》《高榻》《天似穹庐》《山河判断》等20多部散文集，以其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中国当代卓有影响的几位散文大家之一。
1966年，周涛（右二）串联到北京，与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
三
当周涛提出“解放散文”“我就是章法”时，的确是很狂的。但最终，他用自己的行动和才华证明了他的“狂言”并非狂言。
其实，他很谦虚，他给我看《游牧长城》，又让看他与《解放军报》记者张占辉还未发表的访谈《万类霜天竞自由》——在这篇访谈中，他提出要“解放散文”，并请我提意见。我当时也真不知深浅地提过看法。周涛对“过誉”之处保持着清醒和警惕。文学圈里的人曾送给他很多称谓，诸如“军旅文学三剑客”“新边塞诗的抗旗人”“新疆文学界的巨人”“文化游记四大天王之一”“文坛的翘楚”“城市的心灵”，毕淑敏在《天山大侠周涛》一文开篇即称他是“喜玛拉雅鹰的转世灵童”。他在回答傅光明先生的访谈时，对此作了认真的回答：“我觉得这些称谓都是朋友们的一种错爱、抬爱”，“实际上讲，普通人最合适。土特产也行，我确实有点像土特产。但客观地给自己定个位的话，我觉得新疆解放以后，我能算是在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文学导体。”作家张抗抗曾说，周涛已登上了诗歌和散文两大文体的高峰。对此他回答说，“在生活中有人认可我的作品就行了。”
多年来，他之所以会以“狂言”相对文坛，因为那是他反抗它的方式之一。有一次我采访时问他，怎么看他背负多年的“狂名”时，他回答说——
不是我狂，是我要反抗。我对中原文化自然是攻击心态。我对中国文坛没有多少好感，特别是那些处在所谓的“话语中心”的人。他们没有眼光，也没有水平，更没有胸怀来看待我的作品。知我者往往是与这个文坛有一定距离的人。比如说王巨才，他就说过，周涛，你的东西我拜读过，中国当代拿到世界上不给民族丢脸的作家三四人，你是一个。他还告诉我，中国作家里面知道你写得好的不在少数，但他们宁愿烂死在肚子里，也不愿说出来。所以说，只有读者给予一个作家的承认和荣誉才是真实可靠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老校对在校《周涛散文（珍藏卷）》时说，我看到了最漂亮的文章。对一个作家来说，有读者的这句话就行了！
周涛的的狂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大气，他认为“写东西的人要大气，文人最可怕的是越写越小。”大气者的真话听起来就会感觉很狂。比如他说 “没有大地便没有大文章”，“避世的文艺是病态的传统”，还比如“为什么‘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等等。
1972年初春，周涛（左一）离开部队农场
周涛从来是有话直说。他的狂很多时候也不过是他说出了真话而已。他在《山河判断》中说过，当下的文学界“不再是诗人、作家、评论家的温床，而成为文学掮客、刀笔吏、文痞墨棍、活动家、泼皮牛二、文学商贩……的乐园”；在《散文小议》一文中，他说，“我们正在和一种庞大无形的东西作战，而这种庞大无形的东西正是文学界自身滋长、蔓延的，那就是：堕落”。他在一次访谈中就说过，“我觉得人家老说我狂，我并不狂。我觉着很直率、不藏话，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憋着难受呀！交友不设防，为人不设防。谁坑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如果有点狂狷的话，我还是赞成这种狂狷的，狂者进取啊，狷者有所不为，进取精神应当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所以说，他对新诗的“十三问”，对散文现状的抨击，对腐化文坛的直言，对贪官形象的勾勒说的都只是真话而已。有次参加文代会，进行所谓的选举，作为作协全委会委员，在会议主持人问谁有没有反对意见，不同意的举手时，他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他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时，当时获奖者达70余人，他认为这样的奖近于玩笑，是对先生的一种不恭，他没有去领奖。去年年底，一将军调离，举行欢送宴会，将校聚集，他举杯直言，这位将军应该降为副团……他对任何人不卑不亢，而很多人却会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他是个堂堂正正的诗人，是个站着活的作家。在他的真面前，任何虚的东西都会自动现形，自惭形秽。
四
周涛喜欢马。这是因为马与英雄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的。他自幼出入于军营，心里有强烈的英雄情节。父母都是1938年因为抗战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他1946年3月15日出生在山西潞城八路军总部。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已经开始，算真正是出生在烽火硝烟中，四岁之前大多是与随军转战在山西与河北之间的父母一起度过的，所以他一直想当兵——“想当骑兵，像格力高里那样活一辈子，军刀杀敌，美人揽怀。”
1984年，周涛（左三）在去老山前线途中
周涛“一生偏爱马文章”，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马，那些文章中有马的身影，有马蹄声和马汗味。他认为马是“茫茫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他之所以这样喜欢马，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马曾经给他以安慰。
1970年，他在伊犁的9901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其实颇有劳改的味道。“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他偷骑光背骏马，在冬夜旷野的雪地上自由奔驰，体会到了自由的珍贵。他后来写了中国新文学以来最著名的关于马的颂歌——《巩乃斯的马》，“我就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的诗韵。油画般的辽阔草原、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熊熊篝火边的通宵马经、毡房里悠长喑哑的长歌在烈马苍凉的嘶鸣中展开、醉酒的青年哈萨克在群犬的追逐中纵马狂奔，东倒西歪的俯身鞭打猛犬，这一切，使我蓦然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时潜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忧郁……”
他认同项羽，怜悯吕布，身上有古典英雄的情结，而骏马与英雄同体，“与武士与英雄本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马还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它承载历史，也承载俊逸奔放的风度。因为马性强而不倔，能逆风疾驰，不苟且于名利，当其昂首阔步之时，即使对丰美的牧草也能视若无睹，其用心不在槽枥之间，而在千里之外。他身上有马的筋骨、气韵和精神。神形互化。“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它们好像永远是这样散漫而又有所期待，这样原始而又有感知，这样不假雕饰而又优美，这样我行我素而又不会被世界所淘汰。”但他不是那种愿拉车犁地的马，他喜欢长鬃烈烈，兀立荒原。他寄身的军队这个场域，给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可以养育他的血气、尊严和驰骋的本性。他说过，一个作家可以御养，但不可御用。
1986年3月，获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左一为著名诗人艾青，颁奖者为胡乔木
有人曾说他是贵族作家。其实更准确的应该说他是一匹骏马，他没法以牛的方式来生活。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这是因为周涛只把文学作为表达的方式，从未将其当做谋生的手段。他将那些为写作而写作的人视为文奴。他欣赏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他有一种普希金式的气质，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不贪，不求，更不会为自己求，从不蝇营狗苟，他的一切都以一种高贵的方式获得。所以，可以说他是个有贵族气质的作家。他对此也不否认。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帝国，我们这被革命过的文脉中能流进一股贵族血液，该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周涛能以一种独特的姿态鹤立于中国文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气质。
回顾中国古老的文学史，“立言”本来就是一个与学养、品格、德行紧密相关的事业，他不是任何一个有此爱好的人就能从事的。对此，学者余秋雨说得十分准确，“周涛对我来说是远方的山。他把新疆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时间意义上的一种力量和他本来所具有的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力量组合起来了，组合在一个生命体上，变成一种当代话语。而这种当代话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由于它通过自己的生命来体现，所以一直保持着一种高贵。”
五
周涛九岁随父母进疆以后，就一直生活在新疆。他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这即使在新疆的汉族作家中也是少有的。他在伊犁接受过劳动改造，在喀什工作过八年，天山南北都曾无数次留下过他的足迹。对于他受的文化熏染来说，中原文化是他的生母，西域文化则是他的养母，他无疑受到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更准确地说是中亚文化的——熏陶。而这两种文化在他生命历程中的激荡，塑造了他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他说自己是“西北胡儿”，别人称他为“西北胡儿周老涛”。他曾说过，“从人种学上说，我填的民族成份是汉族，但要从文化意义上说，我就是在血脉非常混杂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化外之民’。”周涛在这样一个地域写作，自然有与内地作家不一样的价值趋向和表达方式。也因为这个原因，他长时间受到一些人的排斥，或者说，他们需要时间来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反差。
1987年，周涛在意大利蒙代罗文学活动中朗诵诗歌
他在《伊犁秋天的札记》中就说过，他的写作是为了“展现一个人内心的风景”，在《我曾经寻找过我自己》一文中，他提出散文写作是，“我怎么想怎么写，我表达我自己，不照别人书上的模式”。他传达的诗性、他表现的美是与众不同的：
——思想之所以称为思想，就因为它是圆的，从他的任何一点出发，走完全程终点都复合在起点上。所以思路是细长的，思绪是云烟状的，想法则成尖锐的三角形，灵感是狭长的闪电。（《伊犁秋天的札记》）
——瞬间，草原的暴雨从空洞的大井里倾泻而下，如同有一千个高空巨神痛饮后一齐撒尿，浇打得铺满厚草的草滩尘烟滚滚，弥漫起一股窒息人的腥气！一股鱼腥味儿！（《天似穹庐》）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雪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巩乃斯的马》）
——我看得出来，麦子的色泽里含有一种忧伤的意味，一种成熟的物质所带有的哲学式的忧伤。这种忧伤和它的圆满形态、浅褐色泽浑然和谐，与生俱来而又无从表述，毫不自知而又一目了然。正是这，使它优美。（《亲爱的麦子》）
周涛的视野所及，看到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境界，他在辽阔中能看到微尘的光芒，他从微尘中能看到世界的本质。他的立意、用词从来就不遵循散文的范式。所以，有评论就认为周涛“把散文写得张牙舞爪气势雄浑，愣是让阳刚之气渗进了阴气十足的散文界。”傅光明认为，他的散文里“充盈着一种刚柔相济的美，阳刚气实足，有霸气、血气，甚至还有‘匪气’ 真正开拓了中国散文写作的新境界。”
六
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个性魅力和文学气质的优秀作家”，周涛的诗歌和散文有一种气质性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决定了对他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需要最基本的襟怀。
周涛表达的视野以新疆为主，波及整个西北及长城沿线。他早年的才情一直埋没在时代带给他的庸常岁月中，直到36岁才以长诗《八月的果园》崭露头角。他早期的诗歌以新疆为主。读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审视人间万物的角度——飞翔者的角度——鹰甚至是神的角度。《牧人集》《神山》《鹰笛》《野马群》《云游》等诗篇是这样，《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西部的纹脉》《天似穹炉》中的散文亦然。
“新边塞诗”三代表诗人（从左至右：章德益、周涛、杨牧）
周涛的散文中，没有风花雪月、多愁善感，也很少述及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他关注人性，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和光——他是美和光的歌者。他的诗文都来自他对历史、传统、人生和现实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他的真诚和磊落在文章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的周涛嬉笑怒骂，坦荡真诚，他的文字亦然。没有比既优美又真诚的文字更能打动人心。即使在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部边疆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撒谎。对于大量繁殖的战争颂歌，他用长达两千行的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给予了彻底否定。将自己的目光切入了人性，它体现了“自己时代历经创伤的良心（圣—琼·佩斯语）”，而他关注和描述的又不仅仅是与中国有关的那场战争，诗人的视野是人类所有的战争。他在诗中揭示道：
当我和你作战时
我的心其实是愤怒而又疼痛
几乎是一边在打一边在哭
我流着泪痛击着自己的另一部分
东方——是我们共同祖母的名字
诗人将对战争的访问定位于人性，它体现了诗歌的高度——一种终极眷注和人文关怀，——而这一高度是所有优秀诗歌的共同高度。
七
周涛喜欢读书，阅读涉猎很广。他有很多关于读书的名言，“人而无文，其心必愚；文而无武，其志必弱”，“读书不为稻粱谋，读书只为养性情”。他认为读书人“不仅要读文字，更重要的是还要读人、读社会、读山河、读天下。”他常感叹“天下无书可读”，他读马恩著作，他多次读过鲁迅。但他讨厌死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要旨是“要读入心、入情、入理的书，……不要做书的奴隶，要当书的情侣。”
与周涛接触过的很多人都享受过他的连珠妙语，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语录集《天地一书生》，这是他的一个朋友从他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早在此书出版前，很多人就遗憾地感叹，周涛平时的言谈比他写出来的还要好。他的这些妙语除了他本身具备的智慧，还与他的阅读有关。
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要听他说话，只要提起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滔滔道来。你的感受会如沐春雨，他无论是给部队官兵讲文武之道，还是到大学做讲座，从来都不要讲稿。1994年，他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做过一次讲座，各系学生闻讯而来，挤满了阶梯教室，连门口和过道都站满了听众。一场讲座，两个小时，听众鼓掌无数次，落泪无数次，欢笑无数次，讲座毕，不少女生叹息连连，憾早不识周君，不能嫁周郎。据说那是文学系成立以来最精彩的一次讲座。时隔多年以后，还有人常常谈及。2008年，他在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做了一次关于读书的讲座，我当时有事未能前往，有朋友将他二十来分钟演讲中的妙语记录下来，发给我：
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精神空间有多大呢？你要说大，大到比天空，比海洋都大。但要说小，它都缩减在一本本不太厚的书里面。
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部要读书和不许读书的斗争史。
历朝历代，很多统治阶级不要让人读书。为什么，读书使人聪明嘛。他需要的是“人而无文，其心必愚”的臣民。
“宁为书生，不为匹夫。”读书之绝，一如临阵犯难赴死，它是要有决心的。
没有把读书渗透在血液中，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它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跟你的生命融为一起。
最后抱一本自己最爱的书进棺材，这就是读书人了。
苏东坡有言：“居有竹，出有车，食有鱼。”这是当时人生的三种需求。我要给他加一句，卧榻之旁要有书。
处一室而览天下，卧一榻而临华岳，心游万仞，羽化登仙，除了读书，何物能够给人带来这样大的享受呢？
……
从周涛的言谈和诗文可以看出，他虽是书生，但放眼四野，立于天地之间，确可谓“天地一书生”。
八
周涛重视思想。他认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就是灵魂和躯壳的关系，没有灵魂再漂亮的肉体都是死的。”他是个思想者，但他不是勤于思考的人，刻苦创作和他更是无关。他把思想和写作视为乐趣。梭罗面对瓦尔登湖，周涛面对新疆的大地和虚空。
1992年，周涛在南疆边防巡逻途中
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从来是不随潮流的。在西风最烈的时候，他捧读《古诗源》，写了系列随笔《读〈古诗源〉记》，在人人必谈卡夫卡、瓦雷里的时候，他谈的是马恩，他说，“我从未见过像马克思、恩格斯这么伟大的人物，他们确实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确实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我甘愿以这两个人做偶像。”他的阅读与“主义”关涉不大，他更多地是仰慕马恩的绝世才华，尊重人类的一种真理。
我曾经提及过，虽然西方的文学观念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但由于它严重背离脚下的土地、诗人身处的现实、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不屑——以至有意的割裂，最终导致了一种结局，那就是诗人们所赖以依存的西方其实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是有限的、局部的西方。周涛认为，通过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不可能成就一个中国作家，而固步于中国传统文学，又可能变成酸腐文人。所以，他读西方的文学作品，但不崇拜；他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但对其中的迂朽部分保持警惕。他融会贯通，转化成一种“周涛式”的中国文学气质。所以，他的文字虽然飞扬，但可以感觉到他扎根于脚下的泥土。
九
周涛对现代科技产品一般只是欣赏，很少使用，他从不用电脑，由于听力不好，他近两年开始使用短信。他一直用纸笔写作，白纸黑字，已是十分珍贵。在创作室帮忙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写文章都是一次写成，除个别词句，很少修改。写完之后，原稿留下，复印一份，寄给报纸杂志。他的每首诗，每篇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可以说他是个付出劳动很少而劳动效率很高的作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那种才华型的作家。他对此也不否认。他认为才华是成就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他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可以这样讲，我对文坛上的现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经常发生困惑的。但我从来没有对自身的才能产生怀疑。只要我有一天怀疑我没有才华了，我立马不写作了。”
1994年10月，周涛到军艺文学系做讲座，与评论家朱向前先生及笔者合影
他对自己已经完成的写作抱有信心。他是个自信的人，有时会略显悲观。他藐视命运，有时又顺从它的意志。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写作从不追随潮流，也不攀附任何枝头。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对新疆，虽然如他早年诗歌中吟唱的，这个地方“也许不是白头偕老的妻子”，只是“终老难忘的情人”。但他说过要终老天山，就不再改变。所以无论是面对调到上海、北京，还是回老家山西任作协主席的机会，他最终都选择留在了新疆。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后，周涛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经常感觉我是文化上的苏武，立足在新疆，代表着汉民族的文化。我的一生就在自觉地做这个事。”他再次确认，“我终身不会离开新疆，死了也会埋在这儿。如果你热爱新疆，你就要始终热爱它，不离不弃。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意义的话，到现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我让汉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二是对文学的选择。1979年他调离喀什、特招入伍时，面对当官还是从文，他选择了后者。而自从事专业创作那一天起，他的心不再旁骛。正如他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跟文学是一种结发夫妻的关系，我绝不和它离婚，我跟它一直到老到死，我有一点和它同生共死的这种心。”三是对婚姻的选择。文革期间，他的父母被下放到了吉木萨尔农村劳动，兄弟离散。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这个时候才体会到社会对人造成的灭顶之灾，要生存，要重振这个家庭，只有靠我这个力量，我这个力量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他和妻子马文是大学同学，马文的父亲时任南疆军区政委，除此之外，“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他承认“当时这是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行为的”。但他一旦承诺，则相守一生，不离不弃。四是对偶像的选择。他最爱鲁迅，“对鲁迅我是五体投地，永不造反；对其他人，我一旦犯狂，就不管了。尽管有些人也是巨匠大家，但一看东西，不过如此而已。但鲁迅的任何一篇东西，我都服！所以任何人贬低鲁迅，必欲杀之而后快。”
是的，这就是周涛。
他用诗意、人格、气质和精神覆盖新疆，新疆用山脉、草原、绿洲、大漠和混血的文化承载他。二者相互依存，彼此辉映，两位一体。他让汉语之美涤荡“话语中心”，也泽被偏远之地。他在代表了新疆这个地域的文化风度，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了这片辽阔土地上那种大气、深沉之美的同时，也向当代中国文学传播了一种“稀世之音”，代表了中国当代作家稀少的文学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