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作家、编辑，1972年10月生，四川南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2016年退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寓言”四部曲《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少水鱼》，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名叫月光的骏马》《无名之地》，随笔集《不灭的书》《世界屋脊之书》，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等三十余部；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文学奖、四川文学奖等；作品曾入选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收获文学榜、芙蓉文学双年榜，系《作品》杂志推介中国16位“经典70后作家”之一；现为《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

文化艺术报：您的新作长篇小说《少水鱼》出版以来，屡登各大好书榜榜单，这部长篇小说的完成，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卢一萍：《少水鱼》出版后，获得了一些朋友的好评，有朋友就说，这些年，不少小说家都在为某一个目的去写作，你逆流而行，按文学的意趣，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东西。我其实只是在完成30年前的一个宿愿，完成那时写残的一部叫《乡村诗篇》的小说。这部残稿伴我走过了我人生最重要的30年。

要说这30年经历的事情，还是有很多，比如，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期间，在《芙蓉》发表了长篇小说《黑白》 —— 1998年出单行本时，更名为《激情王国》 —— 这也是我“新寓言四部曲”的第一部，其余三部长篇是后来创作的《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和《少水鱼》；军校毕业后，到帕米尔高原戍边三年，当过骑兵排长，跃马风雪边关；然后沿整个西北边境一线采访，行程近3万公里；然后成家，到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成为一名专业作家；随之是2000年天山以南的黄金腹地之旅；2002年9月到2003年3月的云南背包旅行；还有，经历了十年写不出小说的痛苦，经历了父亲、祖母、侄儿、大哥、朋友、恩师先后离世的悲痛；当然，也有2012年从新疆军区调到成都军区的欣慰，以及退役后出版《白山》的幸运……要说清楚，得写一部自传才行。但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波折、生离死别，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坚持的，那就是写作。非常荣幸，我从少年时喜欢上文学，就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这不得不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

文化艺术报：在《少水鱼》的创作谈中，您说要写一部纯南方气质的小说，这个南方气质是文学意义上的南方地域还是您构建的一个心灵世界？

卢一萍：这个南方气质既是南方地域，也是我试图构建的文学意义上的心灵世界。此前，我写南部新疆荒漠、高原地域的小说还是很顺手的，一些读者也认可了我是写那个地域的作家。那里也还有很多可以写的故事。正因为有前面所说的经历，我不缺乏要写的东西。我其实只担心自己此生写不完它们。有些故事比我已写出来的更加精彩，但因为之前没有把控它的能力，或没有找到表达它们的突破口，所以存在心里。突然写了《少水鱼》这个小说，有人就以为我把新疆的故事写完了。在新疆待了二十年，我其实已有了一个游牧者的习性，随性、放达、不愿受拘束，但能忍受孤独、寂寞。所以，我心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地域概念，我选择某个地域，定然是因为小说的需要。我不想去选择一个实有之地，即使那个地名是实有的，我也会将其虚化——也是将其文学化。

文化艺术报：您以往的作品，故事发生地大部分都是在北方，《少水鱼》将背景放在了南方，这种转变对您有什么意义？

卢一萍：其实也不能说是转变，因为我接下来可能又会写北方故事，之后呢，我的小说又会是南方背景的。要说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我又开拓了一个南方版图。

文化艺术报：《少水鱼》的主线是李氏家族几代人为了“新唐之梦”进行的绝望远征，这个过程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作为军旅作家，您没有刻意去描绘战争、渲染杀戮，小说最感人、最温暖的是大量的情爱描写，您以前似乎很少写情爱？

卢一萍：非常高兴的是，小说已出版三个月，我可以听到读者和朋友的一些评价了。有读者就说，我虽然没有直接去写战争，但他能读出战争的残酷。我是军人，所以我知道没有不残酷的战争。而情爱是对战争的反对。情爱是人生最迷人的部分，它显示了生命的活力和激情，构成了生命的绚烂多彩。所以，我以前就写过情爱，并且比较擅长，比如《激情王国》和《我的绝代佳人》这两部小说里都留有不少情爱的笔墨。

文化艺术报：作家罗伟章认为“《少水鱼》是一部‘在路上’的小说，直接把叙事空间安排在路上——在迁徙的路上。卢一萍巧妙地安排了复仇、爱情、新生等众多的情节，这对作家的写作功力是一种不小的考验”。您17岁参军去边疆，中年时回到成都，很多年一直是“在路上”，米仓山可否理解为您的“文学故乡”？

卢一萍：罗伟章说出这句话时，我才意识到，我写了一部“在路上”的小说。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这是他发现的。此前，我在构思、写作，直到多次修改、出版，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是刻意以求的。这也算是小说在写作过程中的一次自我生长。

我回到成都时，刚过40岁，还算青年，不过，在我还是少年时，就有历尽沧桑之感。所以，小说家都有一颗老者的心。他们写下的，更多的是对生活、对时代的追忆。

在1989年之前，我被拘于老家那个叫大锣山的偏僻乡村，去到最远的地方也不到一百公里。那年暑假，我和好朋友结伴，背着父母，拿着挣的第一笔稿费，经西安、铜川，流浪到了延安，然后又去黄龙林场伐木、薅林，干了近一个月，接着去北京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经验交流会”。一路在西安火车站、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睡过，在黄土高原真如乞丐一般，但很兴奋，那也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去了洛川、延安，看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长城。次年3月参军入伍，从那以后，我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游历，开启了人生“在路上”的模式。

我老家位于米仓山南麓，我之前写那里的作品不是太多，前年写了一系列的散文，去年开始写《少水鱼》，所以那里是我的故乡，但作为我的文学故乡，还需要再写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如果真要说文学故乡的话，还有另一个，那就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以那里为中心，辐射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喀喇昆仑腹地和阿里高原。

文化艺术报：《少水鱼》通过亡魂之口来呈现“新唐之梦”百年时空，这让我想起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您在写作《少水鱼》时，有没有受过他或者其他前辈的影响？

卢一萍：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我非常喜欢，读过不止一次。1993年，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士兵，能考入可谓文学圣殿那样的地方，就觉得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是农村出来的，我首先想知道，外国人是如何写乡村的。先读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汉姆生的《大地硕果》，之后又读了《百年孤独》和《佩德罗·巴拉莫》，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震撼。同样是写乡村，他们为什么能那样写？辽阔、现代、优美、有力、经典，把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样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在世界文学中，写成了无人不知的大地方，而我们那么多年来，为什么还只能这样写？我决定写一部不“那样写”的小说，便开始写《乡村诗篇》，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了十多万字，但最后发现，不“那样写”仅换一种语言是不够的，它涵盖了文学性的每个方面，所以就停下来了。那部书稿也就成了一部“残稿”。去年突然又有了重写这部小说的灵感和冲动，用了多点透视的、复调的手法，一下就变得顺利起来了。可能是写这个小说用时仅半年多，过于投入，所以很奇怪的是，我从没有想起过这个作家。开始还是那帮新唐的帝王臣民来诉说的，是“我”穿越到晚清听他们说，我是穿越者，而他们都还活着；小说快写结束了，我觉得我听他们说，他们还不是一帮流民、土匪、起义者，还是来自乡野，他们说的还是村语乡言，而我这个小说的大多数语言倾向诗意，过于文学化，这个问题涉及到小说的特质“虚构的真实”，不解决的话，虚构就出了问题。那几天寝食难安，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我突然想到，我小说中的人物都已是亡魂，为什么不能让亡魂来到我跟前，向我诉说他们在晚清的失败与绝望、光荣与梦想、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呢？如果这样，这个发生在晚清历史中的故事就与现在产生了联系，就有了“现实主义”的特征。于是，我把“人物表”改成了“亡魂表”，加了“作者”讲述的序章“她要为他殉葬”，和结语“上述均为亡魂所述”，在结语里，我用这段话统领了这部小说的语言：“死亡是肉体的过滤器和升华器，人一旦脱离俗世，灵魂就自带五分浪漫和七分诗意，所以亡魂都是诗人，讲出来的语言就是卢一萍记录下来的样子。如若不信，有一天你可自己来证明，或者去亲自聆听亡魂的诉说。”

文化艺术报：这样一部百年跨度的长篇，为何起名《少水鱼》，有没有特别的意味？

卢一萍：“百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已经不短了。“少水鱼”形容的是在供养鱼的基本生存条件日渐枯竭后，必将死亡的样态。我有时会读一点佛经，有次读到《普贤本愿偈》：“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浑身发冷，顿时默然。而“少水鱼”的状态，在我生活的南方农村，我从小就经常见到。后来步入社会，便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如鱼困于不同的水坑，就那么点水，随着水一天天减少，所有水坑里的鱼无不殊途同归，共赴死亡。所以，我们都是少水鱼。

文化艺术报：很多批评家在提到您和您的作品时，都提到了先锋性，您早期的作品《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都很注重形式感的探索。

卢一萍：我是在1980年代末喜欢文学的，那是莫言先生所说的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先锋小说大出风头的年代。经历“十年浩劫”，汉语的美感、优雅和意蕴已丧失殆尽，成了一种粗暴、肤浅、丑陋的语言。朦胧诗人们、先锋小说作家们用另一种语言写出了那样的作品，自然被人瞩目。所以，我梦想做一个先锋小说家。所以，在1994年写出了《激情王国》，原名《黑白》，以“长篇未定稿”的形式发表在1995年的《芙蓉》第2期上。写一个创建于大唐、名叫“黑白”的西域诗意王国从创建、兴盛到灭亡的过程，寓言了理想和诗意的脆弱。这个小说打乱了语言的叙述逻辑，今天的诗人陈六儿与黑白王国的国王、诗人陈六儿互为镜像，形同轮回。这部小说发表后，小有影响，说是“先锋小说的余绪”“显示了一个青年作者少有的才华”，这自然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毕业之际，张艺谋团队还有人和我联系，想把这个故事改编为电影。当时只有BB机，我到乌鲁木齐后，还收到了留言，并在军区门口的商店里回了长途电话。对方让我保持联系，但离开乌鲁木齐后，BB机的信号就没有了，一到塔什库尔干，除了写信，就只有县城邮局里的一部卫星电话，一分钟2.4元，还经常排队；到了连队后，就与世隔绝了。这个事自然也就没了结果。

写完《黑白》后，我接着写了中篇小说《寻找回家的路》，还是一部“先锋小说”，写一个诗人在某个夜晚的梦境，毕业前寄给了《芙蓉》的副主编颜家文老师。1997年，《芙蓉》关注到了当时还很年轻的1970年代的写作，推出了“70年代人”这个栏目，我作为首推的青年作者，再次在《芙蓉》亮相，想推我一把。遗憾的是，我当时的写作陷入了困境，仅于1998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中篇报告文学《吾甫浪巡逻》、短篇小说《高原二题》。

2000年，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2001年，一个书商约了一帮年轻的、当时还坚持“先锋”写作理念的十来个作者，出版系列的长篇小说，给“千禧年”献礼。我当时住的连职公寓很小，就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带一个小卫生间和充作厨房的小阳台。当时，长子刚出生数月，母亲帮我带孩子，一家四口，很是拥挤，我便在地下室腾了一个可供写作的空间，在《寻找回家的路》的基础上，写了《我的绝代佳人》，小说的反讽和象征意味很浓。写了一种偏执的爱，一种变态的人性，以及人在面对不同的爱时的艰难决择。我用千禧夜自己做的七个梦来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七个梦分别是：诗歌课、父亲的雕像、审美与飞翔、寻找回家的路、鱼惑、蝙蝠、漫长的旅途，加了序章“欲望与时间”、末章“梦结束了”，形式感的确很强。我以虚拟的“自传”形式，写了丁小丽在上诗歌课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陆涤，而陆涤另有所爱，为逃避那变态的爱欲，也为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他逃离了学校，四处流浪，生活颠沛。最终，他发现自己其实很难摆脱丁小丽施与的爱，她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故事比较极端，其间既有对理想的执着、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揭示，也有人的扭曲、有强烈的欲望、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作品看似一个长梦——它有梦境所具备的混乱、无序以及猛然间进入到更迷乱的状况的真实描述。我把现实与梦境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梦中有梦，梦中有现实，亦真亦幻，亦虚亦实。行文之中，根本看不出丝毫是在写梦的痕迹；我还设置了“隧洞式”的结构圈套，那就是越往后阅读，越使人感到潮湿和幽深。

小说写完后，书商自己却没了原来的雄心，不愿再出版了。我把七个梦作为中短篇小说，先后在杂志发表了。但整部作品直到2018年，才由花城出版社的王凯编辑，做了一些删改后，才出版了。《南方周末》曾在“2018年度好书推荐（虚构类）”作品中推荐了这部作品，并被评为“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好书提名”。

也就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决定写“新寓言”三部曲，第三部是《白山》，写《少水鱼》时，我决定写成“四部曲”。

文化艺术报：《少水鱼》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卢一萍：在我个人的创作中，《少水鱼》对我来说，算是一次小的突破，我完成了如下的心愿：我终于写了一部纯南方气质的小说，我当年写《乡村诗篇》那部残稿，就想完成这件事；其次，我完成了自己的“新寓言”四部曲，也就是《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和《少水鱼》，其分别是我对诗意脆弱性、欲加之“爱”、谎言的生产和“新唐之梦”的粗浅思考和笨拙书写。四部小说都带有虚实不定的梦幻特质，承载故事的地域很有意思，《激情王国》是在我想象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当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的绝代佳人》也无真实的地方，发生在我虚构的“都城”；《白山》是以世界屋脊为背景；《少水鱼》则置于长江中下游流域。

我十七岁入伍进疆后，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年，在北京读书三年，那时，我这个南方人对南方的认识远没有北方深，这也是前三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在北方的原因。我2012年底回到四川后，通过大量的旅行，才开始对南方有所了解，产生了文学意义上的认知。迄今为止，《少水鱼》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广阔的南方地域里去虚构一个真实的南方世界。

文化艺术报：1990年初，您到新疆某摩托化步兵师当兵。入伍第二年，您写出了中篇小说《远望故乡》，并在《西北军事文学》发表，《远望故乡》是您的处女作吗？

卢一萍：是小说处女作，之前在中学生报刊上已发表过其他文字。这篇小说是入伍第二年写的，胆子大，第一次就写了部中篇，并发表在了杂志的头条。当时，1980年代的文学热还有一些余潮，《西北军事文学》还颇有影响。

文化艺术报：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您好像很多年没有写小说，而是写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天堑》等一系列长篇非虚构作品，记得您说过“我在纪实文学写作里获得了一种如何认识世界、体察现实内部的能力”。为何会忽然转向非虚构写作？

卢一萍：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写了《激情王国》，那是凭想象力写的一部小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驻帕米尔高原的某边防团任排长。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三天三夜，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坐长途汽车，三天四夜，从喀什到所在边防连，又是两天，好像走到了大地边缘。我之前在北疆当兵，第一次去南疆，大漠孤烟、戈壁荒原间点缀着绿洲、城镇，所见令人十分震憾。

如果说之前的写作是望着天上的流云星辰想象阆苑仙葩、天上宫阙，那么，现在你要写凡尘俗世了。可你虽生活其中，对其并不了解。凡尘俗世的生活凭想象是难以写好的。你要深入其中，了解它，理解生活其中的人。而我对其一无所知。这完全颠覆了我的小说观。加之作为排长，要写材料，要带兵，要巡逻，高原反应的折磨，记忆力的快速衰减，令人难以承受。所以我几乎没有写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失去了写小说的能力。写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这些长篇非虚构作品，其实是在为我的小说创作收集素材，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世界、体察现实内部的秘密。一句话，做小说家的心没有死。

文化艺术报：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集《父亲的荒原》出版后，文学批评家施战军说：“卢一萍围绕南部新疆这个场域创作的一批小说，对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地域有时候与一个作家的经典作品关系并不大，但好作品必须在特定场域才能产生。我觉得卢一萍找到了这个时代变幻中相对缓慢的‘场域’。”这部中篇小说集具有浓郁的边疆气息，其中的《二傻》曾获上海文学奖，这部小说集是您告别军旅的纪念作品集吗？

卢一萍：当时这本军事题材的小说集刚好是在我退役离开军队时出版的，所以就带了“纪念”的意味。但真正的“纪念”之作，应是《白山》。我2016年7月退役，2017年9月《白山》出版，这是一部“关于谎言的寓言”，是我写作生涯中阶段性的总结之作。我很在意这部作品。有了这部小说，我才敢说自己是个小说家了。

文化艺术报：有不少人提及《白山》。现在说某人制造了谎言，不说他制造了谎言，而是说他制造了一座白山，“白山”成了制造谎言的代名词。

卢一萍：小说有一种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的困境、探察人性的幽微。《白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是个不愿意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故事只是小说文学性的一个部分。揭示谎言的生产机制也只是这部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更愿意把它视作为我等普通人写的史诗。《白山》写了一位普通士兵凌五斗由傻子变为蓝色士兵，再被传为“外星战士”，再到英雄模范的种种传奇经历，还是想通过谑而不虐、寓庄于谐、含怒骂于嬉笑的表现手法，揭示荒唐年代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光芒。它倾注了我二十余年的边疆生活积累，最初是想完成作为一个作家的愿望，就是要把帕米尔、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这系列“白山”作为虚构文学的背景，用浓郁的边疆气质和高原特色开创一个新的文学场域。《白山》繁体字版的内容简介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认为概括得很好。它说“《白山》是另一版本的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这是另一种关于‘谎言’的寓言与传奇；这是存在之在与内心之在的双重荒凉与荒诞”。

文化艺术报：那么，《白山》是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吗？你对你的军旅生活是怎么认识的？

卢一萍：对一些人来说，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点缀，或是一种尚可利用的工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军事文学首先是文学，它是超越职业，甚至民族的，是人类的秘史，是一项严肃的精神生产活动。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写作的标高必须是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因此，我理解的军事文学，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或者说是《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军事文学，而非其他。

如果我写作军事文学，我希望写出一部向上述作品致敬的作品。这是我写作《白山》的初衷。我在边境的生活，那些漫长的游历，我自身的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有些东西的确是我的军旅体验，但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个体——对世界的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厕身某个行业，写的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生活，我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们要表达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种生活的普遍性，比如说因为谎言带来的悲剧，才具有文学的意义。

我可能做到了一点点。这得益于我的军旅生活。我在其中度过了26年时间。是它帮助我了解了世界的某些神秘的力量，确立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哺育了我对文学的感受力。所以，我对此怀有感激之情。我接触和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曾有幸交流过的人，希望我能写作一部诚实之书，不再撒谎，不再掩饰，不再夸张，所以我塑造了凌五斗这样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底线的人，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个在荒唐年代保持了人性之美的人，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的人。作为一个士兵，他没有打过一枪，没有在烽火硝烟中出没过，但他一直在战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战斗。这种战斗异常残酷，但壮烈不起来。这就是他的命运。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集《名叫月光的骏马》，10个短篇，这10个故事，主角都与骏马相关。二十多年边疆军旅生涯，草原、骏马、雪山、边疆、荒漠和大漠中各色人物的书写，使您的作品特色鲜明，更有别于同时代的作品，您自己好像说过，《名叫月光的骏马》是从您20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对您意味着什么？

卢一萍：我的作品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因为我的生活经历与众不同。这样的经历有命运的安排，也有我主动的追求。《名叫月光的骏马》是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主题都与“马”有关。我喜欢马。也很奇怪，小时候，我们老家只有牛，没有马。我在到新疆当兵之前，除了在书中、在电影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马，但我却为这种动物着迷。我在课本的空隙处，画满了马。我在帕米尔高原戍边时，第一次是在红其拉甫边防连学骑马。以后，军马就成了我的战友。有人说它是“无言的战友”，我不愿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和它们交流，它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马语。在新疆，马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要。

文化艺术报：《少水鱼》之前，您写了一部《扶贫志》，以湘西农村四十年来的变迁，表达了对乡村振兴的关注和期望。为何会写这部作品？

卢一萍：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后，人心浮动，看不进去书，也写不成东西，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谢迪南女士给我来电话，请我去写湘西的扶贫。我开始很犹豫，但随着疫情的发展，人心惶惶，我便想，与其困在家里，还不如出去走走。而更主要的是，湘西也是我希望了解从而理解的一片土地，它与我的老家大巴山有一种近似的境况。我还是用我的老办法，用写非虚构作品来为我的虚构作品收集素材。我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离开老家30年，对农村已经不了解了。即使不时回去，故乡还是逐渐变成了一个梦境。老家的一切，大多是母亲转述给我的，是一个“二手故乡”。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不合格的农民，我觉得，我如果要写农村，我不了解它，怎么去写？非常有幸的是，这次采写经历为我随后写作《少水鱼》提供了灵感。我从这个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田野个案，了解了乡村的传统是如何坚不可摧。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梦的？

卢一萍：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当时看了我大哥从学校借回来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萌生了当作家的想法。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