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为何“避水而居”?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综合作者: 2022-02-25 10:45

“为了不和老百姓争水吃,八路军被迫转移,枪林弹雨,多流了多少血!”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肖江河老人回忆起80多年前的一幕,声音忍不住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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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院内的水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


  砖壁村,地处巍峨的太行之巅。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时,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曾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陈列的《八路军总部行动路线示意图》显示,自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停留过的地方有60多处,曾四进砖壁。


  为何入驻砖壁?又为何离开?尽管《朱德年谱》《彭德怀年谱》等史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八路军“避水而居”的故事,在砖壁村口耳相传了一代又一代。

 

跃马太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烽火燎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引起侵华日军注意。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1938年的情报记录显示,“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


  太行山脉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优势。跃马太行,向东可控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向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中间的盆地是富饶之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传(修订本)》显示,在1938年3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在太行山间,利用千沟万壑的地形,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自1938年12月至1940年3月,侵华日军在华北先后发起18次“作战”,企图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1939年6月10日至8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一号作战”,目标就是“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难,歼灭所在之敌”。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田酉如说,这次所谓“作战”,就是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十三四万。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广州、武汉,回师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扫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加紧制造摩擦。


  1939年6月底,八路军总部得到日军将组织大规模兵力进行“扫荡”的情报后,朱德、彭德怀立即下令一二九师组织反“扫荡”。7月3日,日军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铁路线上向晋东南进犯,意在分割和缩小八路军的机动范围,突袭总部首脑机关。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此前一天,为避敌锋芒,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从驻扎了半年多时间的潞城县北村出发,向武乡县砖壁村转移。

 

进驻砖壁

 

  潞城县北村——襄垣县普头村——黎城县河南村——武乡县砖壁村。


  沿着80多年前的转移路线,驱车一天可走完全程。一路上,有陡峭高山,也有山间河流,沿途绿意盎然,流水淙淙,一个个小山村摘掉了世代贫困的帽子,呈现振兴新景。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条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转移路线并不好走。据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郝雪廷研究,当时正值雨季,队伍到达黎城县河南村时,遇到上游暴雨,浊漳河陡涨。派出的侦察人员来报,尾追的日军已经进至黎城县西北的柏岭、上遥一带,与总部相距不足10华里,不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清晰可辨。


  敌军临近,唯一出路只有渡过浊漳河。浊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流域水系。河南村紧临浊漳河,在村民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当年渡河的地点。如今,数十米宽的河道上已建好堤坝,水位低时可沿堤步行而过。村民说,前些年垦荒占用了部分河道,当年的河道比现在要宽。


  作家刘白羽当年参加了这次转移,他在《大海——记朱德同志》的文章中回忆道:“夏天,日本侵略军就向晋东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随同八路军总司令部,向峻峭的高峰和茂密的森林辗转行军。开始风和日丽,忽然大雨滂沱,太行山山山岭岭都遮蔽在黑蒙蒙的浓云密雾之中,漳河水暴涨,势如万马奔腾,墨黑的河流滚卷着万千漩涡,汹涌澎湃,一泻万里,我们被迫停滞在高峰陡岸之间,几天不能前进。后面追上来的敌军隆隆炮声愈逼愈近,前面惊涛骇浪震撼得山鸣谷应,形势万分紧急……总司令部下来一道命令:强涉渡河。从早到晚,一批一批人在滔天巨浪中展开搏斗凫水过河……漳河的障碍被突破了,敌人合击扑了空……我们经过艰苦跋涉到了太行山顶峰,在山上的两个小村庄住下来。”


  八路军到达砖壁村已是深夜,为了不惊动老乡,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一座破庙旁宿营。第二天,战士们把庙宇简单整修了一下,总部就搬了进去。


  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期间,类似的紧急时刻并不罕见。《朱德年谱》对此仅有一句记载:“(1939年)7月15日 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突破漳河,摆脱日军的包围,抵达武乡县砖壁村。”


  摆脱包围后,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指挥反“扫荡”作战。田酉如说,反“扫荡”一直进行到8月下旬,在歼敌2千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我主力的企图。

 

避水而居

 

  砖壁村三侧临崖,一侧靠山,活像大山里伸出的一个“半岛”。南北两侧沟宽、深皆超百米,且沟壁几近直立,在没有盘山公路的年代,沟底小道是唯一通途,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郝雪廷说,这里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便于隐蔽的战略要地,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便于防守,而且便于撤退。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在此设置岗哨,周围数十里尽收眼底。


  “八路军来咱砖壁,是因为地形好,光靠手榴弹就能防守一阵,还能向深山里转移。”肖江河老人说,那时他还是儿童团员,不明白这么好的地形为什么留不住八路军。


  砖壁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军说,这里海拔1300多米,自古缺水,祖祖辈辈只能修旱井贮存雨水,村民称之为“水窖”。过去一户一口旱井,全靠老天爷下雨流满,吃完了要等第二年夏天再下雨。


  《武乡县志》记载:“本县十年九旱,县境四周的中、低山区地表水少,地下水深,历代人畜缺水严重。”缺水村庄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冬天吃冰雪,夏天喝泥汤。雨季檐下摆满罐,洗碗水常倒顿用。带上干粮洗衣裳,一年四季为水忙。倘若客人来家住,舍米舍面不舍汤。”这种严重缺水的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到来后,数百口人的吃水就成了问题。朱德带领指战员利用空闲时间在砖壁村打水井3眼、旱井6眼、挖旱池1个,筑拦洪蓄水坝3条……


  村民王小强说,他家曾有一口旱井,就是当年八路军帮忙挖的,一直用到20世纪90年代自来水入户。现在,水窖已经深埋地下一米多。“舍不得填,只是把口封了,当年八路军的功劳,我们家足足受用了三代人。”王小强说。

  然而,1939年夏季,当地遭遇大旱,新修的吃水工程没能蓄上水,村民旱井的水位也开始下降。“到了农历九月,朱德算过,如果总部继续留在砖壁,来年开春村民吃水就很困难了。”肖江河说,为了不和村民争水吃,总部移驻王家峪,直到第二年重回砖壁,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总部四次进驻砖壁,第一次进驻没有被日军发现,当时离开砖壁的直接原因,的确是缺水。”郝雪廷说,王家峪村地处沟底,军民吃水不愁,交通便利,但山沟入口一旦被堵,就是灭顶之灾,只能靠山岗上的哨兵及时报信,有时为了掩护总部撤退,战斗部队还要进行艰苦的阻击战。


  “为了不增加人民生活的苦和难,八路军总部甘涉险境,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为谁而战。”郝雪廷说,总部的电波和各个战场息息相通,太行山的脉搏与延安的脉搏按同一节律跳动。


人民战争

 

  “他们一进入村庄就采取各种方式帮助村民,如帮助收割,把马匹借给村民并与他们一起翻地,打扫房子,清扫道路……他们的口号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人走水缸满。要知道,华北农村缺水,一个村庄只有一两口井,从很深很深的水井里打水,挑到家里,是项非常辛苦的劳动。”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撰写的《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原题《山西独立战记》)一书,在反思日军战败时写道:“通过这次战争,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种支持,是何等的软弱!”


  “进门什么也不干,先打扫卫生、打水、剜草,吃住都不允许进家里,吃饭的碗也不能随便用老百姓的。晚上排长一吹哨,就赶紧在院子里团着睡觉。”回想起牺牲的乡亲和战友,武乡县91岁的老八路赵庆怀哽咽不已。


  他说:“我是自己跟着队伍走的,开始人家嫌我年龄小,怕我打仗吃亏,不要我。我就死跟着队伍走,没有枪,就扛着缴获的日本军刀。”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英勇杀敌,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1940年4月,八路军已由开赴抗日前线时的4.6万人,发展到39万余人。1940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作《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时,总结了取得不断胜利的十个原因,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做到了“军民一致”“官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说,除了总部“避水而居”外,这里还流传着柿子训令(禁止士兵摘柿子)、树叶训令(禁止士兵摘榆钱)、野菜训令(禁止士兵摘村庄周围的野菜)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这些看似都是小事,时间久了还可能被淡忘,但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越战越强、不断胜利的最好注脚。”崔韶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