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和老百姓争水吃，八路军被迫转移，枪林弹雨，多流了多少血！”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肖江河老人回忆起80多年前的一幕，声音忍不住颤抖。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院内的水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雄摄

　　砖壁村，地处巍峨的太行之巅。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时，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曾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陈列的《八路军总部行动路线示意图》显示，自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停留过的地方有60多处，曾四进砖壁。

　　为何入驻砖壁？又为何离开？尽管《朱德年谱》《彭德怀年谱》等史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八路军“避水而居”的故事，在砖壁村口耳相传了一代又一代。

跃马太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烽火燎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引起侵华日军注意。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1938年的情报记录显示，“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

　　太行山脉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优势。跃马太行，向东可控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向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中间的盆地是富饶之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传（修订本）》显示，在1938年3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在太行山间，利用千沟万壑的地形，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自1938年12月至1940年3月，侵华日军在华北先后发起18次“作战”，企图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1939年6月10日至8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一号作战”，目标就是“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难，歼灭所在之敌”。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田酉如说，这次所谓“作战”，就是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十三四万。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广州、武汉，回师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扫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加紧制造摩擦。

　　1939年6月底，八路军总部得到日军将组织大规模兵力进行“扫荡”的情报后，朱德、彭德怀立即下令一二九师组织反“扫荡”。7月3日，日军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铁路线上向晋东南进犯，意在分割和缩小八路军的机动范围，突袭总部首脑机关。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此前一天，为避敌锋芒，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从驻扎了半年多时间的潞城县北村出发，向武乡县砖壁村转移。

进驻砖壁

　　潞城县北村——襄垣县普头村——黎城县河南村——武乡县砖壁村。

　　沿着80多年前的转移路线，驱车一天可走完全程。一路上，有陡峭高山，也有山间河流，沿途绿意盎然，流水淙淙，一个个小山村摘掉了世代贫困的帽子，呈现振兴新景。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条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转移路线并不好走。据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郝雪廷研究，当时正值雨季，队伍到达黎城县河南村时，遇到上游暴雨，浊漳河陡涨。派出的侦察人员来报，尾追的日军已经进至黎城县西北的柏岭、上遥一带，与总部相距不足10华里，不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清晰可辨。

　　敌军临近，唯一出路只有渡过浊漳河。浊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流域水系。河南村紧临浊漳河，在村民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当年渡河的地点。如今，数十米宽的河道上已建好堤坝，水位低时可沿堤步行而过。村民说，前些年垦荒占用了部分河道，当年的河道比现在要宽。

　　作家刘白羽当年参加了这次转移，他在《大海——记朱德同志》的文章中回忆道：“夏天，日本侵略军就向晋东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随同八路军总司令部，向峻峭的高峰和茂密的森林辗转行军。开始风和日丽，忽然大雨滂沱，太行山山山岭岭都遮蔽在黑蒙蒙的浓云密雾之中，漳河水暴涨，势如万马奔腾，墨黑的河流滚卷着万千漩涡，汹涌澎湃，一泻万里，我们被迫停滞在高峰陡岸之间，几天不能前进。后面追上来的敌军隆隆炮声愈逼愈近，前面惊涛骇浪震撼得山鸣谷应，形势万分紧急……总司令部下来一道命令：强涉渡河。从早到晚，一批一批人在滔天巨浪中展开搏斗凫水过河……漳河的障碍被突破了，敌人合击扑了空……我们经过艰苦跋涉到了太行山顶峰，在山上的两个小村庄住下来。”

　　八路军到达砖壁村已是深夜，为了不惊动老乡，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一座破庙旁宿营。第二天，战士们把庙宇简单整修了一下，总部就搬了进去。

　　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期间，类似的紧急时刻并不罕见。《朱德年谱》对此仅有一句记载：“（1939年）7月15日 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突破漳河，摆脱日军的包围，抵达武乡县砖壁村。”

　　摆脱包围后，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指挥反“扫荡”作战。田酉如说，反“扫荡”一直进行到8月下旬，在歼敌2千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我主力的企图。

避水而居

　　砖壁村三侧临崖，一侧靠山，活像大山里伸出的一个“半岛”。南北两侧沟宽、深皆超百米，且沟壁几近直立，在没有盘山公路的年代，沟底小道是唯一通途，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郝雪廷说，这里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便于隐蔽的战略要地，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便于防守，而且便于撤退。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在此设置岗哨，周围数十里尽收眼底。

　　“八路军来咱砖壁，是因为地形好，光靠手榴弹就能防守一阵，还能向深山里转移。”肖江河老人说，那时他还是儿童团员，不明白这么好的地形为什么留不住八路军。

　　砖壁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军说，这里海拔1300多米，自古缺水，祖祖辈辈只能修旱井贮存雨水，村民称之为“水窖”。过去一户一口旱井，全靠老天爷下雨流满，吃完了要等第二年夏天再下雨。

　　《武乡县志》记载：“本县十年九旱，县境四周的中、低山区地表水少，地下水深，历代人畜缺水严重。”缺水村庄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冬天吃冰雪，夏天喝泥汤。雨季檐下摆满罐，洗碗水常倒顿用。带上干粮洗衣裳，一年四季为水忙。倘若客人来家住，舍米舍面不舍汤。”这种严重缺水的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到来后，数百口人的吃水就成了问题。朱德带领指战员利用空闲时间在砖壁村打水井3眼、旱井6眼、挖旱池1个，筑拦洪蓄水坝3条……

　　村民王小强说，他家曾有一口旱井，就是当年八路军帮忙挖的，一直用到20世纪90年代自来水入户。现在，水窖已经深埋地下一米多。“舍不得填，只是把口封了，当年八路军的功劳，我们家足足受用了三代人。”王小强说。

　　然而，1939年夏季，当地遭遇大旱，新修的吃水工程没能蓄上水，村民旱井的水位也开始下降。“到了农历九月，朱德算过，如果总部继续留在砖壁，来年开春村民吃水就很困难了。”肖江河说，为了不和村民争水吃，总部移驻王家峪，直到第二年重回砖壁，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总部四次进驻砖壁，第一次进驻没有被日军发现，当时离开砖壁的直接原因，的确是缺水。”郝雪廷说，王家峪村地处沟底，军民吃水不愁，交通便利，但山沟入口一旦被堵，就是灭顶之灾，只能靠山岗上的哨兵及时报信，有时为了掩护总部撤退，战斗部队还要进行艰苦的阻击战。

　　“为了不增加人民生活的苦和难，八路军总部甘涉险境，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为谁而战。”郝雪廷说，总部的电波和各个战场息息相通，太行山的脉搏与延安的脉搏按同一节律跳动。

人民战争

　　“他们一进入村庄就采取各种方式帮助村民，如帮助收割，把马匹借给村民并与他们一起翻地，打扫房子，清扫道路……他们的口号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人走水缸满。要知道，华北农村缺水，一个村庄只有一两口井，从很深很深的水井里打水，挑到家里，是项非常辛苦的劳动。”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撰写的《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原题《山西独立战记》）一书，在反思日军战败时写道：“通过这次战争，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种支持，是何等的软弱！”

　　“进门什么也不干，先打扫卫生、打水、剜草，吃住都不允许进家里，吃饭的碗也不能随便用老百姓的。晚上排长一吹哨，就赶紧在院子里团着睡觉。”回想起牺牲的乡亲和战友，武乡县91岁的老八路赵庆怀哽咽不已。

　　他说：“我是自己跟着队伍走的，开始人家嫌我年龄小，怕我打仗吃亏，不要我。我就死跟着队伍走，没有枪，就扛着缴获的日本军刀。”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英勇杀敌，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1940年4月，八路军已由开赴抗日前线时的4.6万人，发展到39万余人。1940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作《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时，总结了取得不断胜利的十个原因，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做到了“军民一致”“官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说，除了总部“避水而居”外，这里还流传着柿子训令（禁止士兵摘柿子）、树叶训令（禁止士兵摘榆钱）、野菜训令（禁止士兵摘村庄周围的野菜）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这些看似都是小事，时间久了还可能被淡忘，但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越战越强、不断胜利的最好注脚。”崔韶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