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由此镶上“红色”

“红军人马进巴山，沿途撒下宣传单。一张传单一把火，千里巴山红了天。”（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千里巴山红了天》）

今天的两河口，在青山绿水间，依然是两条河流——宕水与杨家河交汇处的一座普通小镇。但与以前相比，小镇变得祥和与富裕了，骨子里透出一股英豪之气。

1932年12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行转战的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其先头部队73师217团于18日攻克占领了通江县的两河口。自此，两河口镇成为“红军入川第一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源点。也是在两河口镇行走时，我意识到，世界上的道路，原本都是有颜色的。比如说，茶马古道是茶色的，哥伦比亚的路是蓝色的，爱因斯坦走过的路是黑色里带亮色，“丝绸之路”呢，则是一条绿色里闪耀着金色的大道。而从两河口镇开始，千年蜀道镶上了“红色”。

固然，红色作为“颜色”的本意，它首先代表了党旗、军旗和共和国国旗的鲜艳色彩，寓意着“美好、权威、热烈、牺牲和执着”等等意蕴。除此之外，这里的“红色”，还有其他特定的含义吗？或许，答案就在川陕苏区时期流传下来的这一首首革命歌谣里，就在我行走着的红色蜀道之上。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革命”

“走了一湾又一湾，翻了一山又一山。肩头背脊都磨破，也难交完苛税捐。”（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巴山背二哥诉歌》）

在两河口镇，当地政府打造了一处红军入川的纪念雕塑，主体是8名红军和5名群众组成的群雕。群雕层次分明，形象逼真，立体感极强，艺术地再现了当年乡亲们欢迎红军入川时的场面。

据当地的一位老者讲，红军先遣队其实是走水路，沿着已结薄冰的河道到达两河口的。在红军到达两河口的当天，憨厚朴实的群众仍像先前一样，对外来军队怀有一种未知的恐惧，不少人跟着溃退的保安团“跑趟子”（逃命）躲进了大山。当天晚上，红军露宿在两河口的街道和阶沿上，不要粮、不要钱，操着“鄂尔款”的湖北口音，对人亲切讲理。第二天，躲进大山里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回转，迎接红军。

毫不夸张地讲，从“怕”红军到迎接红军，两河口的群众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转变。

也就是这一个晚上，折射出了人民群众对于红色军队和白色统治判若分明的态度，折射出了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发生那场“红色革命”的必然性。

本身，按川北的地理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是有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但当时的大巴山一带却是烟土横行，土匪（当地人称“棒老二”）猖獗。而比土匪和烟土更甚者，莫过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像岩石一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史料记载，红军入川前，仅田赋税一项，占据川北一带的国民党第29军田颂尧部早已预征到30年以后去了。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拥地自肥，已将“通南巴”一带弄到了近乎赤贫的状态。据徐向前元帅晚年回忆，在当时的通江县城或乡村，红军战士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猥琐，就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仅围着块棕片遮身。

赤贫、被压迫，为红四方面军顺利入川，依托“通南巴”在川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而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在通江县城歇宿一夜，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去了沙溪镇的红云崖，那里有红军当年留下的石刻标语：赤化全川。

石刻标语占据了一面石山。一眼望上去，四个方笔横书、楷体阴刻的大字，历经80多年的风霜雨雪，于松柏环绕的坚硬岩石上依旧遒劲挺拔、沉着凝练，在湛蓝的天穹下如巨臂，似灵魂，又像火炬......

据了解，这四个錾刻大字，是在1934年春暖花开的时节，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錾字队20多名工匠，通过搭辅助架，花了40多天的时间完成的。整幅字面积达300平方米，每个字高5.5米、宽4.7米，笔划道深0.35米，宽0.7米，可躺进一个人，字体在10多里之外仍清晰可见。

事实上，在至诚镇的佛耳岩，还有同样规格和字体的一处石刻标语：平分土地。而在红军撤离根据地时，当地群众为了保护好这两幅巨型石刻标语，连夜攀绳索爬上山崖，用稻草灰调米汤，将标语填平隐匿，据此向保甲长们谎称已把标语铲除。这就是红色通江，从一则红军入川的故事和两幅巨型石刻标语所体现出的，通江对于这场“红色革命”的意义。

离开通江时，我突发奇想，红四方面军在西行转战的艰危时刻展现了“通江入川通大江”的豪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紧要关头又惊现了“通道转兵通大道”的神奇——一个是四川省东北部的通江县，包括嘉陵江，一个是湖南省南部的通道县，好一个“通”字相连！

这是天意，还是历史的某种巧合？

木门深处听惊雷

“帝国主义必打倒，封建势力要清扫，土地革命真实行，三大任务完成好！”(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红军三大任务歌》)

旺苍县木门镇，地处三县交界，为古代南北向蜀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处，至今还能在其古道上见到“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石碑。

我对木门镇的认知，最早是语文老师讲述的清代木门女“闲坐木门”的招婿对联的故事；后来，知道了三国名将张郃被诸葛亮设计用飞石击中而亡于木门道的事实；再后来，读到了那首有名的诗歌《由巴南赴静州》——“米仓青青米苍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

诗歌是唐武则天时期的“巾帼宰相”上官婉儿，为纪念章怀太子李贤在其废贬之地巴州（今巴中）遇害，途经木门镇木门寺时所作。上官婉儿的诗歌尽显“花谢瓜落”的历史悲怆，而废太子李贤使用过的“晒经石”，今天仍历历醒目在木门寺一侧。而今，我循着红色的印记而来，是为了探寻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山路弯弯，竹木葱茏。几经辗转后，在木门镇青龙寨下的半山腰，一座穿斗结构的四合院建筑展现在眼前。

这便是始建于南梁，隋毁，唐代和清代重修，而今面目一新的，由正殿、厢房和山门组成的木门寺了。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后，根据地面积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应对新的革命和军事发展形势，川陕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部队团以上干部等100余人在木门寺召开了会议，史称“木门军事会议”。

会议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持，着重总结了历时半年的入川与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检查了红军中的“肃反”问题，决定停止军队内部的“肃反”，强调了加强全党团结的重要性；决定对方面军进行扩编和整训，由四个师扩充为四个军。

无容置疑，“木门军事会议”，对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也曾疑惑，木门会议为什么要冠以“军事”二字？

事实上，“木门军事会议”历时6天，除了解决军事部署，决定扩编部队和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外，还做出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恢复“彭杨军事学校”等重要决定。尤其是讨论了如何开展好地方工作的问题，使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红军的政治宣传等工作日新月异，气象万千。

就在今天的木门镇老街，一栋古朴的石牌坊当街矗立，上面醒目地闪耀着红军当年錾刻下的16条宣传标语。

据说，红军还在木门古镇城门的石门上錾刻下了那副著名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赤化全球。”在红四方面军撤离后，“赤化全球”的横联被群众设法挽救，保留到今天。

现在回头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革命的草创时期，面对四周白色恐怖的统治，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故而地方工作和政治宣传均服从于军事斗争的需要。这就是“木门军事会议”的由来和含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红军当年居深山而济苍生，处古庙而忧天下。

正如道路原本是有颜色的一样，历史，终究是有声音的。而在木门深处，在木门寺正殿内，我所听见的，是一声声历史的惊雷。

惊雷一声：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4万余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5个军8万余人。

惊雷二声：历经10个月的艰苦卓绝和顽强奋战，英勇的红军胜利粉碎了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六路围攻”。

惊雷三声：23个县（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   

黄猫垭上杜鹃艳丽

“白狗子，你莫吹，红军打仗赛张飞。只要一听军号响，叫你扑地去啃灰。”(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红军打仗赛张飞》）

进入苍溪县黄猫垭镇，山水地貌，风物人情，曼妙的温馨里，我突然生出一丝愧疚的感动。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加上地理、交通、自然等因素，黄猫垭，一片红色历史厚重的热土，一方芳华幽兰的世外桃源，曾几度沉睡在共和国的怀抱里，成为一个很少被世人知晓和提及的地方。    

车子在山间的沥青路上蜿蜒前进，不久便到了高台村烈士陵园。沿着被岁月侵蚀的灰色石阶拾级而上，一排烈士纪念石碑映入眼帘。石碑后面，几株青梅在风中摇曳，寥寥柔弱；倒是满山的松柏，苍翠挺拔，衬托出烈士墓的庄严肃穆，涌荡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悲壮。

纪念碑有大有小，最大的一块是1967年，由当地老百姓镌刻竖立的，碑文中“红四方面军”的“四”字，有意空白着。还有那一栋栋无名烈士墓碑。包括在李家院子，见证李先念当年的前沿指挥所。58年后，带着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他的骨灰撒在黄猫垭，英灵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黄猫垭承载着无尽的红色眷念与缅怀。这就要说到那场著名的战斗了。

“这一夜，风吼山啸，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宁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这是反映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故事影片《巴山儿女》的片断，描写的是红军先头部队的战士连夜急行军抢占黄猫垭隘口，以堵住敌人经由木门镇下黄猫垭西逃的退路的情景，指挥者是时任红30军政委的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和红88师师长熊厚发。

黄猫垭上屹立着一颗200多年树龄的松树，在一天一夜的战斗中，它用身体接受了敌我双方射出的200多枚子弹，被称誉为“弹痕松”。“弹痕松”曾一度成为网红，活的“红色标记”，两年前才因病“含泪”离世。黄猫垭战斗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当红263团迅速折回到离黄猫垭五里之松垭子阻击敌人时，团政治部主任腹部受重伤，肠子脱出仍坚持战斗。夜间，红265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该团警卫连连长手刃两名敌兵后腹背受刺而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出于人道，从一棵高大的野生梨树上解救下一位昏死了三天的白军士兵，他的一条大腿叉在野生梨树的一根树叉上。而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李先念政委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站到缺口处观察敌情，他们刚离开，一发炮弹落在缺口处，炸起的泥土溅在身上，徐向前抖掉身上的泥土，笑着说：“这一仗打得满有味道呢！”

离黄猫垭战场不远的一处山梁上，生长着雌雄一体两株千年银杏树。就在战斗结束的当天夜里，银杏树突然流出大量红色的汁液，一根树枝断裂，砰然有声，那是因为一位红军连长牺牲了。原来，银杏树根系发达，长到了紧邻的那位红军连长驻扎过的蹇家大院屋基下，人树融合，有了天人感应。自那以后，这种现象便一直延续，银杏树上有多少断掉的大小树枝，就代表着大院里已走了多少大人小孩......

无疑，黄猫垭战斗充盈着血色和英勇牺牲，也闪耀着辉煌与战争智慧。它既是方面军执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司机反击、纵深迂回”战术理念的结果，也很好地体现了红军战士“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黄猫垭战斗共消灭敌人10余个团，毙、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4万余人，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歼敌最集中、数量最多的一次战斗，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

黄猫垭，以山上有块岩石发黄、形状若猫而得名，其土壤和海拔适宜于杜鹃这种植物的生长。而就在黄猫垭镇的映山红广场，我凝视着满山竞放的杜鹃花，心里一遍遍地默念：

黄猫垭，此刻，属于你的杜鹃花——最艳丽！

塔子山见证陆地行舟

“大雪纷飞天气寒，红军杀敌在巴山。茨笆林里追白匪，挂破身上衣和衫。

撕下头上青布帕，揭来床上铺盖棉。我为红军补衣衫，心甜哪觉五更寒？飞针走线寄深情，缝进穷人心一片。且挡风来且避雨，子弹见了也转弯。”（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我为红军补衣衫》）

太阳像血球一样被群山吞没，抬船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出发了。

一条船，固定一个班负责，高矮个子搭配，四人一组分三轮轮换抬。所有的船底朝天，人钻在船下行走。夜色沉沉，山风呼啸，抬船的人们迈着坚实的脚步，沿着满是荆棘的山路前行，不时惊走栖息林中的鸟。云峰山险峻，仅有的小路，早被枯草掩没了，抬船人必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路来。来到最陡的坡了，前面人的脚后跟几乎碰到后面人的鼻子。不行，这样陡的坡，这么大的船，怎能抬？

“那就把船底翻过来，绑上垫木，把船放到地面上，前面拉后面推，往上滑送。看它龟儿子上不上去？”随船的民工压低声音传话。

衣服烂了，皮肉破了，有人抽筋、有人流血了，黑暗中，却没有一丝呻吟与嘈杂。出于隐秘的保证，更没有一丝光亮。兴奋与劲头，似乎已将所有的艰难险阻和疲劳怨言抛诸在了这荒山野岭。

就这样，支前民工配合红军战士，一夜之间，将近百只大小渡船和三座浮桥的竹木构建，起王渡场，上烟峰楼（现苍溪县云峰镇政府驻地），下罗家沟，过九湾子，全部运到了嘉陵江东岸的目的地——塔子山，隐蔽待敌。这是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前一天，军民协作备战的一段场景。

当年参与造船和运船的老船工李在安后来逢人便说：“我活60岁了，走遍川渝，到过海边，只看见水里驶船，没听说过‘陆地行舟’。可这样的奇事，我这辈子算是遇见了！”

是的，陆地可行舟——“水”，是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甚或赤裸着的移动的脚；而“浆”与“舵”，便是意志与信仰。这是我在苍溪红军渡纪念馆里所想到的。苍溪红军渡纪念馆，修建在塔子山下红四方面军当年渡江出发的地点，离苍溪县城约3公里。

在纪念馆的广场上，树立着一只穿着草鞋的红军战士的脚的雕塑。没错，就一只脚，血红色砾岩状，栩栩如生，至脚踝处形成“断崖”。而临嘉陵江边，矗立起一栋高大的红军渡江铜质纪念雕塑：四名红军战士飞跃在江水浪花之上，其中的女红军形象，原型就是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19岁苍溪籍女战士石磨玉。与石磨玉同船牺牲的，还有她那位送她参加红军、又帮助红军撑船作战的姑父。

写到这里，或许会引发一个疑问，红军为什么能与劳苦大众形成这种“鱼水”关系呢？除了“阶级情感和动力”、“红军铁的纪律与强的组织宣传”外，我想，红军，作为时代的先锋队伍，其“解放人类，消灭剥削”的理想信念才是根源。

为嘉陵江战役提供造船及渡江演练的地点，选在了离塔子山40里外的王渡场。

王渡场，在嘉陵江支流东河（宋江）岸边，于山高林密中呈现大片空地，又是红军到来前地下党领导的三堆石农民武装暴动的区域，有群众基础，成为了隐蔽造船的理想地点。参加造船的铁匠和木工自带干粮和工具，从大巴山下和渠江两岸昼夜兼程赶来；青壮年从百里外送来大批木材（新砍伐的湿木材不能用于造船）；老百姓把自己点灯和漆嫁妆用的桐油省下来送到工地使用；人们用土法造出各种造船需要的钉子，并发挥智慧设计出身形轻巧的“毛蚌壳”船（也叫“五板子”船，每条可乘坐一班人）。与此同时，红军战士则利用王渡河滩与嘉陵江渡江口相似的地形和水势进行划船、泅水等渡江作战训练。

再通过“中共川陕省苍溪县委一个月工作计划”的部分内容来看地方对红军和战争的支援情况：二（六）各区广暴节送200套棉衣服；三 扩大900红军，广暴节完成；六 经济建设（三）加强生产开荒运动，集中500条小猪，50条母猪。“工作计划”结尾的文字是“坚决斗争，参加革命战争，打过嘉陵江，百倍努力完成这些工作！”其落款时间是“1934年11月26日”，一个遥远而又仿佛触手可及的日子。

过剑门大路朝天

“反动派，你莫歪，红军迟早要回来。过了五年等九年，铁树总要把花开。”(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铁树总要把花开》）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李白在《蜀道难》里的慨叹。可有谁曾想？在红军面前，“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成为了彰显英勇、意志和理想的通天大道。

1935年3月28日晚9时，一声令下，数十只船乘夜色驶入嘉陵江。待西岸守敌发现时，红军在塔子山居高临下，机枪和迫击炮齐发，加上江水在此平缓弯曲，敌岸滩缓，渡江战士等不及船靠岸便涉水冲锋，迅即抢占了江滩。与此同时，红军于左在阆中涧溪口乘木船和“拌桶船”（收稻谷用工具，四只绑在一起，可乘坐10余人）强度成功，于右在苍溪鸳溪口抢渡过江。三路大军，在解决当面之敌后迅速向纵深及侧翼发展，一部奔向敌嘉陵江防御工事的最后支撑点——剑门关。

剑门关地形奇特，从北面来是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从南边来则是缓坡。守关之敌未料到，红军会如此快速地突破江防，而且从南边发起进攻。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红31军四个团和红88师，一举歼灭敌剑门关外围两个团后直抵关下，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将敌团逼上北山最后一个主峰阵地——营盘嘴。攻坚战于4月2日上午11时打响。由于红军炮火数量有限，准度不高，致几番攻击受挫，遂换上有“夜袭常胜队”称号的红274团二营进攻，也出现反复。

关键时刻，红军的迫击炮突然发威命中，将挂在“汉柏”树上的马尾手榴弹震到地上四处爆炸。身处战斗一线的二营政委不幸牺牲，战士们勇猛冲锋，攻克下剑门关。至此，嘉陵江战役取得突破阶段的胜利。而伴随着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从根据地的撤离。

探讨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有三大主客观原因。一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蒋介石集团部署200个团实施“川陕会剿”，让红四方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极严重的军事威胁。二是川陕苏区后期民穷财尽，已无力支撑革命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经历大小十余次战役，尤其是两次反“围攻”，苏区全面军事化的战争消耗，敌人两进两出的严重破坏，再加上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执行“左”的土改和经济政策，苏区人力物力基本耗尽。仅以食盐为例，根据地缺到一块银元买不到一两（白区可买5-7斤）的地步。三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需求。

然而，红军的撤离和战略转移，对于苏区人民来说，是万般不舍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和受煎熬的。这种不舍与煎熬，有形但无声，有泪而无言。

世道大光，江河汤汤。“过了五年等九年，”14年后，当年的红军真的回来了！此刻，作为共和国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我站在新的剑门关关楼上，以补叙的方式再度向所走过来的红色蜀道致敬——从巴中南龛山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的将帅碑林，到通江县的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从木门镇的“火龙舞”表演，到黄猫垭的千亩桃园，再到苍溪红心猕猴桃和剑门关土鸡产业的发展；从两河口镇的“18桥24路”，到“条条路桥通巴中”，到嘉陵江实现国内首条人工渠化，再到从成都乘坐高铁4小时到达西安的“蜀道闪”，老区人民不忘初心，脱贫振兴，正以绿色理念守护红色土地，让千年蜀道再度发光发亮。

由此回望，纵有千难万险，风雨未知，当年红军从剑门关走过的，难道不是一条朝天的大路吗？

（本文刊发于省级文学期刊《贡嘎山》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