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去延安参观学习，去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点，我们会看到几栋带有浓厚历史色彩的庄重建筑，它们在今天看来也不失气派！比如杨家岭的“飞机楼”和中央大礼堂，枣园的中央书记处办公楼。这些充分展示了建筑美，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建筑是谁设计的呢？是哪个建筑大师吗？没错，他就是延安时期著名的红色建筑师——杨作材。

◆杨作材

杨作材，原名杨克穆，出生于1912年，江西九江市城山镇人。家族以从事建筑行业为主，祖父杨荣猷经营有“杨荣猷漆匠铺”，后到1921年杨作材的父亲杨达聪接手漆匠铺生意，并将其发展扩大为“杨荣猷营造厂”。杨达聪读书天分很好，曾考取秀才，后来因父亲去世早，不得不早早舍弃学业，接过父亲的衣钵，从事建筑行业养家糊口。他苦学建筑业知识，不仅业务极佳，设计、绘图皆可独立完成。更可贵的是，他性情温和，对手下的工人素来优待，晓之以理，从不疾言厉色。“杨荣猷营造厂”很快声名鹊起，不仅承包了许多私人建筑工程，还中标了很多政府工程。比如九江南昌段的赛湖铁路桥、庐山图书馆等。杨达聪亲自为庐山图书馆设计、绘图并参与、领导施工。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亲临施工现场参巡。杨达聪率领数百能工巧匠夜以继日，保质保量按时完工，1935年8月庐山图书馆正式落成。庐山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庐山博物馆（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80余年仍完好无损。

◆庐山博物馆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杨作材从小便对建筑非常感兴趣，闲暇时经常跑去看家里的工人们做活，还学着摆弄各式各样的工具，翻阅家里的建筑书籍，就这样杨作材也与建筑设计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因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杨作材自幼接受私塾教育，之后又接受了小学、中学等一系列正规教育。1932年，杨作材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在刻苦攻读所学专业的同时，他也喜欢绘图研究建筑，并自学了建筑相关的系统知识，掌握了建造方面的基本技能。为了进一步开拓视野，了解其他国家的风土文化，1935年，杨作材利用暑假前往日本考察，他游走各大书店，带回了一大箱与建筑相关的专业书籍。不仅如此，父亲杨达聪也十分支持杨作材对于建筑的热爱，并亲自带他到家乡堤坝的施工建造工地参与实践，以此不断磨炼他的建筑本领。

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杨作材从小接触许多建筑工人，对劳动人民抱着极大的同情心理。武汉大学又是爱国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因此，武汉大学的经历对杨作材参与革命工作，选择共产党这条路有很大影响。

武汉大学前身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几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学校内的革命势力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里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根据地。在武汉大学期间，杨作材有幸在图书馆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学习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时他和陈家康（曾担任周恩来秘书）等学生领袖接触较多，他们还共同参与了武汉大学声援一二·九运动大游行。正是在如此浓厚的爱国氛围和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杨作材逐步树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不久便加入共产党左翼组织，并于193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杨作材大学毕业后，经组织安排到上海吴淞扶轮小学做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闸北区的工人运动和“国难教育社”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吴淞扶轮小学停办，杨作材离开上海返回老家。1938年初，杨作材几经周转重新回到武汉，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老同学陈家康。陈家康将杨作材引荐给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董必武非常欣赏杨作材的革命意志和突出才能，亲自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杨作材无比珍贵地捧着这封推荐信，毅然决定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相关工作。杨作材一路从桂林乘坐汽车和火车前往西安，而从西安到延安却没有交通工具可用，他就徒步六七百里地，一路啃大饼就咸菜，走了11天，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楼旧址。

到达延安以后，杨作材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杨作材和一部分同志进入敌军工作训练班，他被分配到总政敌军工作科工作。敌军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对敌工作和宣传，逐渐瓦解敌军，争取敌军俘虏，在敌军中寻找有心抗日救亡的同志，共同组织统一战线。1939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杨作材作为第一批教师被调去该部门，负责后勤和基本建设工作。延安自然科学院当时重点参与了“延安难民纺织厂”的恢复和重建。“难民纺织厂”正常运作后，杨作材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大多数同志转去筹建振华造纸厂。厂房的建造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杨作材肩上，他充分发挥专业知识和灵活思路，亲自设计并主持建造了晒纸坊和纸浆池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39年底，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至此，杨作材的红色建筑师生涯也正式开启。

设计延安红色经典建筑

1939年底，中共中央预备召开七大，开会地点暂定在安塞县的李家塔。李家塔在延安以北一百多里，因杨作材善于建筑设计而且参与了不少建造工作，大家都很认可他的建筑才能，因此将他调往李家塔负责建造七大的礼堂。李家塔礼堂要求容纳1000人左右，同时还需要造三百到四百个窑洞供参会代表居住。

◆中共七大在中央大礼堂召开。

接到任务的当晚，杨作材便开始着手设计李家塔礼堂，他连续挑灯夜战几个通宵后，顺利完成图纸设计工作。杨作材前往李家塔后，发现当时的可用之人、可用资源都很匮乏，参与建造的工人之间分工也很模糊。施工队伍只有3个营的民兵，再加上当地几个木、石工人，大家都没有建造大型建筑的经验。领导班子只有4个人，三人是红军工农老干部，只有杨作材一人是知识分子。因此，千斤重担落在了杨作材的身上。他既要负责建筑师的工作——建筑设计，撰写工作方案，绘制操作图纸；还得肩负起会计的工作——计算用料，成本，采购；同时还是“材料员”——为了满足设计和建造的需要，亲自联系砖瓦厂生产砖瓦，亲自带队上山寻找能用的木料，同时还要兼顾成本，尽可能在节省资源的条件下建造出符合要求的工程；杨作材也是“工程师”“包工头”——他需要现场指导大家工作，因为施工人员文化程度都不高，绘制的专业图纸常常会看不懂，需要杨作材耐心讲解指导。因此杨作材必须随同施工人员，时时待在施工现场，一刻也不能离开。有一次，杨作材需要到茶坊兵工厂翻铸铁窗棂子，因为当时的原有设计图样不好用，无法翻砂，杨作材就重新设计了图样。从李家塔到茶坊有18里路，杨作材向警卫部队借了一匹马，但由于缺少骑马经验，他刚跨到马背上就被摔了下来，大腿受伤。仅仅住了两天医院，杨作材就绑着夹板回到工地，因为现场施工实在离不开他，而他的敬业精神也不允许自己缺席太长时间。在回工地的路上，他毫不沮丧，甚至吟诗自嘲：“昔时驰骋伤折股，今日驱车叹龙钟。”

在杨作材和其他同志们的辛苦努力下，用了三四个月，礼堂和窑洞终于顺利竣工，并且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这之后，中央临时通知暂缓召开七大，准备先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杨作材马上去枣园建造一个能够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领受任务后，杨作材充分发挥废物利用、节约资源的精神建造礼堂。他把之前延安城拆迁时剩下的很多木料统统用上，例如，从鼓楼拆下来的重檐上的木头，他拿来做成了枣园礼堂的天窗，斗拱做成了礼堂二楼的挑檐。此外杨作材还设计建造了三座小别墅式的房屋。在修建期间，奔波劳累的杨作材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称赞，并且肯定了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工作方法。有一次毛泽东遇到正在给工人讲解图纸的杨作材，便问他能否做两个摇篮和两个小木盆，他也没多想答应后就立即去做。直到杨作材的二女儿杨立出生，毛泽东派人给他送来了当时所做的一个摇篮和一个小木盆，还放了一袋小米和红枣。杨作材终于明白，主席的女儿李讷也是刚出生不久，毛泽东的细心关怀让杨作材更加坚定了要完成好建造任务的决心。正是有着李家塔礼堂和枣园礼堂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杨作材建造中央办公厅的“飞机楼”和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奠定了技术基础。

◆邮票上的杨家岭“飞机楼”。

1940年，枣园工作完成后，杨作材回到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院务处长。1941年春，中央要为办公厅建设办公用房，因为有着之前建造李家塔礼堂和枣园礼堂的成功经历和丰富经验，加之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点名，杨作材再一次被委以重任。杨作材为中央办公厅大楼建设准备了两套设计图纸，第一套是建三间平房，第二套是建一栋三层小楼，最后中央选择了第二套方案。这项工程最后顺利完工，一楼东侧是中央军委作战室，西侧是会议室；二楼用作给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和住宿，正对警卫部队住处；三楼是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正对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口，都用天桥接通。这座房子之所以又被称为“飞机楼”，是因为建造时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火柴盒式建筑风格，整体造型呈现方方正正，一楼到三楼长度逐步增加，三楼位于中部两边最长，高度也最高，所以它的平面图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架飞机，“飞机楼”也因此得名。1942年，“飞机楼”还没有完全竣工，当时一楼的西大厅也刚刚完成门窗的安装，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所熟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

1941年冬，中央办公厅河沟对面的一座小礼堂因失火焚毁。中央决定在此处重建一座大礼堂，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央大礼堂”，它成为当时延安最为高大雄伟的建筑物。为此，杨作材再次被征召负责中央大礼堂的建造。

在修建大礼堂期间，杨作材还是一人身兼数职，很快绘制出设计图纸，写好了建造计划，亲自联系材料供应、木料选择，找来工人监督施工。在设计图纸时，杨作材为了大家查看方便，把平面图、正面图、侧视图、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查看。至于细节图，则仍然由他在施工现场临时给工人绘制讲解。整个礼堂是木石结构，因为礼堂较大，要避免在礼堂内出现两根阻挡视线的柱子，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材料需求，杨作材采用巨大的石拱替代了木梁。因为当地能用做大梁的木材缺乏，而石材却是遍地开花，因此他因地制宜，采取石拱结构。为了将石拱吊到顶上，他还临时造了一个五轮滑车，上面3轮，下面双轮，利用轮滑原理，只需两人之力就能把石料拉上去。

◆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于1942年春天开始动工，1942年底正式竣工。整个大礼堂长35米，宽30米，高13米。设计风格将西式穹顶与陕西窑洞的特点完美结合，既节省了大量木材，又发挥了石材丰富的优势，用石拱建造的穹顶也非常坚固耐用，而且大礼堂大厅无一立柱，显得更加宽敞明亮。中央大礼堂一共有大厅、舞厅和休息室三个部分，其中礼堂大厅可容纳1000人左右，可以保证大会的召开。整个建筑庄严朴素又融合中西特色，外部具有俄罗斯特色，内部又是典型的陕北窑洞风格。中央大礼堂建成之后，便成为当时延安最雄伟壮观的建筑。正是在这里，迎来了中国革命史上意义重大的七大。

七大开幕式上，朱德自豪地说：“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现今，中央大礼堂仍旧屹立不倒，作为革命文物对外开放。

一生清正廉洁，家风严谨

杨作材一生坚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依旧不改本色。杨作材在重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工作期间，曾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和设计司司长，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新中国相继筹建了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及建材等设计院和分院。后来杨作材又被调到了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一职，分管工业和交通工作。他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团结同志，确保施工建设过程中保质保量，积极推动中央倡导的“设计革命”，促进了新中国基本建设，改善了城市环境。在工作时，杨作材也不乘坐单位给他配的汽车，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分场，即使不得已需要用车也会提醒司机开慢一点，以免因车速太快激起灰尘影响到道路两旁的行人。在生活中，杨作材更是奉行节俭，对于吃穿用度从不在意，而且主动放弃父亲杨达聪在庐山的别墅和家乡老宅的继承权，并要求子女也不能继承，一律上交国家。杨作材对子女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家风正。他时时教育子女努力学习，勤俭节约，日后为国效力，争当国家栋梁。杨作材直到晚年身体状况不佳时，依旧坚持带病工作，逝世前夕仍在过问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情况。

◆1983年3月10日，杨作材（右一）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讲述建造过程。

杨作材充分向我们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信仰和高尚品格，以刻苦奉献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勇气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的使命，那修建完成的一座座红色建筑，也深深地映刻在我们心中成为信仰的丰碑。正如新华社北京1989年12月1日电讯评价中说道：杨作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