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是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调整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并与扎西整编同步组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

 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集结川滇黔边境，妄图包围中央红军最后聚而歼之。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9日在云南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为吸引敌军兵力，掩护主力红军作战和转移，会议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一、三军团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据此，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同时，进行精简整编。在整编中，中央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

 为加强对川南游击纵队的领导，中央决定由徐策（红三军团6师政委）、余泽鸿（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红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的革命工作，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徐策任特委书记，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这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4挺重机枪和1部电台。

 中央对这支部队高度重视，寄予厚望。2月10日上午，中革军委在扎西湖广会馆，专门召集游击纵队100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亲自到会传达扎西会议的中央决定，并进行简要动员，指出：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你们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在川北有根据地，你们在川南再搞起来，我们革命的力量就大了。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a周恩来的一席话，消除了一些人的想法，表示要服从中央安排，安下心来，坚持斗争。

 2月12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后卫部队转移到叙永四合山，与主力红军告别。2月14日，到达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游击队人数扩为600余人，特委在此召开党员大会，由徐策传达中央决定，随即率队插向五龙山区。2月18日，纵队经黄坭咀到达五龙山，随即召开大会，徐策宣布纵队的建制和领导人员的任命，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司令员由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后叛变）担任，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6师参谋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供给处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特派员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司令部秘书甘棠（女，中央妇女部秘书），纵队下设5个大队。 

 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逐渐汇集各方力量和不断对敌斗争中曲折发展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后，在特委带领下向川南纵深穿插，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回师黔北。游击纵队的行动使驻守泸州的川军误认为中央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于是，急令川军第一路向两河口截击，第二路达凤岗旅回守叙永，另一旅驻防古蔺。滇敌也深恐红军趁隙入滇，急令一部到达分水岭回守滇边。这样，川南游击纵队吸引和牵制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部分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在中央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进入四川大凉山地区后，国民党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和地方保安队、民团武装，还调川军、滇军及驻防在川南的叙永、古宋、古蔺、长宁、珙县、高县、兴文、江安，以及滇东北的镇雄、威信、彝良等地部队，又把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莫雄的原班人马搬到贵州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并从湖南调4个师进驻黔西北，汇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协剿”红军游击纵队。

 5月，在三省敌军“会剿”红军游击纵队的行动中，戴元怀牺牲，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在敌人诱逼下叛变投敌，夏才曦去了上海。川南特委开会对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增补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和刘干臣、曾春鉴为特委委员，任命徐策代理纵队司令员，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特委和纵队领导成员调整后，决定灵活机动作战，以摆脱敌军包围。5月22日，红军游击纵队突袭珙县洛表镇，在打垮叙南保商大队、出敌不意进入长宁境内后，迅速转移到川滇边长官司一带休整。6月下旬游击纵队又插回长宁，接连攻占富兴乡和梅硐场，在梅硐区委和游击小组的配合下，毙伤民团多人，缴获一批枪弹，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张贴布告，宣传革命。其后，游击纵队进占珙县回龙场、筠连县新场、沐爱，进入云南境内，7月4日攻占威信县城扎西。

 7月初，中央红军留在黔北赤水河的游击队前来与游击纵队会合后，将川南特委改称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张宏光任副政委，陈宏任参谋长。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共900余人。a在特委领导下，游击纵队转战在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多个县，坚持游击战争和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川滇黔边区游击区的开辟，令敌军惊恐不已，他们加紧对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的“会剿”。7月中旬，在敌人的大“会剿”中，纵队主要领导人徐策、张宏光牺牲，参谋长负伤被俘。在此种情况下，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任命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李青云任特派员。会议决定刘复初带川南游击支队归队。不久，刘复初率川南游击支队到兴文的博望山与纵队会合，刘复初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纵队下辖3个支队：原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川南游击支队为第三支队，共有指战员近千人。游击纵队在刘干臣、余泽鸿等领导下，一度发展到1000余人。

 9月中旬，游击纵队向泸州、古宋、纳溪等县边境进发，在大洲驿击溃敌川军团防后，攻占叙蓬镇，闪击蓝田坝，然后经合江、古蔺等县边境向川黔边前进。游击队所到之处，在当地地下党配合下，积极开展群众斗争，惩办土豪恶霸，打开粮仓救济贫苦民众等，得到广大群众拥护，部队也迅速扩大，发展到1200余人b。

 1936年2月，在得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地区的消息后，刘复初、李青云将隐蔽于连天山的一大队人员带到兴文县洛柏林，与龙厚生、黄虎山、曾广胜等领导的第二大队会合。特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刘复初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龙厚生任特委委员兼纵队司令员，李青云任特委委员兼纵队特派员。会议决定在洛柏林、坛厂等地袭击敌人，牵制敌军，配合红二、六军团长征，打通出入川南通道后继续向滇黔边发展，创建根据地。4月初，游击纵队向滇东北地区进发，并收编金燧、赵文海、殷禄才领导的武装，组成第三支游击支队。此时，曾春鉴也率10余名游击队员归队。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得知游击纵队活动的消息后，即派黔西北游击队（也称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阮俊臣派人到川南，与游击纵队取得联系。6月初，两队汇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人数达到800余人。红军游击纵队对外称抗日先遣队，继续坚持在川南、黔西北、滇东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面对红军游击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开始组织第二次三省“围剿”。为粉碎敌军“围剿”，特委在7月召开会议，选举刘复初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龙厚生任政委，并决定部队经云南镇雄、彝良边境迂回到四川珙县、兴文一带活动。会后，在特委领导下，纵队由滇东北向川南转移，一路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在珙县大庙取得伏击由县长刘治国亲率的“清剿”警备大队、卫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的胜利，消灭敌军数十人，俘获县警备队长等10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0月下旬，受革命思想影响，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底洞场四团一营的一个连的士兵发动起义，参加红军游击队，形势一度好转。但在敌军重兵“围剿”下，游击纵队不断伤亡减员。1937年1月，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等牺牲，纵队主体停止活动。 

 三、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浴血奋战中作出不朽贡献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游击战争，是党中央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战略转移采取的应对策略，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武装斗争虽在强敌的“围剿”中失败，但是其坚持的敌后武装斗争，配合和支持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开展的地方群众工作，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发动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迂回穿插、转战中，时刻不忘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真理，打击土豪恶霸，践行党的初心和宗旨，与边区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鲜活实践。在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纵队所到之处，与群众促膝谈心，大力宣传《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和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通过书写革命标语、演讲、演出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同时进行社会调查，访贫问苦，打土豪、惩恶霸、济贫农，时刻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边。而且还以铁的纪律维护人民利益，赢得了人民拥护和爱戴。因此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军队时刻和人民心连心。不少劳苦大众纷纷参加了纵队，许多老百姓不顾个人安危，心甘情愿为纵队送粮送菜、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收容照料掉队红军，医治红军伤员，把红军当亲人。军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并肩作战，成为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巨大力量。

 经受考验，播下革命火种。川南游击纵队是中革军委为红军长征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队通过随队培养的方法，用马列主义教育干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到党内来。在川滇黔边区，一大批干部和战士接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的生力军。如殷禄才等优秀党员都是纵队培养的，他们受纵队的派遣到各地后均能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还按党的政策先后建立3支游击队——云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队、川南游击队。这些游击支队在纵队失败，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仍能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而且长达10年之久。反动派为之震惊，不断对他们实行“会剿”“清剿”。贵州游击支队和镇雄母享游击队在镇雄、毕节一带坚持斗争到1941年。云南游击支队在川南、威信一带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最多时达3000余人，1947年因斗争失利，干部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敌人“围剿”中幸存的干部、战士和游击队员，有的投身抗战前线和解放战争，有的参加地方党组织或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斗争，有的后来参加边区革命武装，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大西南，迎来边区解放。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干部战士们用鲜血写成的顽强奋斗、勇于牺牲担当的历史，谱写了一曲悲壮激烈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财富。历史将永远铭记这支浴血悲壮的红色铁流，他们以孤军勇战的意志对党忠诚，以敢于担当的信仰前赴后继，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践行宗旨，在人们心中矗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视察川南煤矿。此行，他到川南珙县专门调查了解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和情况。调查中得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对纵队成员大部分遇难表示深切地怀念a。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这次川南之行，了却了他一桩历史上的心事。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这是对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红军长征史上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