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初，高中毕业的我怀揣着年轻人的梦想应征入伍，来到了祖国西南重镇——重庆。我入伍所在部队担负通信保障任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新兵连紧张进行一个月的训练后，接着是近两个月的数学、物理和电工学课程的学习。

新兵训练结束时，经过新兵连推荐，团政治处考核，我被挑选到团政治处电影组，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放映兵。虽然时光过去了44年，彼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团军务参谋大声宣布分配命令，每读到一个单位，后面跟着一大串名字，可当读到团政治处时，念完我的名字就没了下文。

命令宣布完毕，一名年轻英俊的“四个兜”（那时穿四个兜上衣的是军官，士兵的上衣只有两个兜，笔者注。）和一名高大帅气的“两个兜”接过我的背包，把我带到团部礼堂。这时我才知道被分到电影组，来接我的年轻军官是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兼电影组组长范西勤，帅小伙名叫罗鹏，他们是我初入军营走向工作岗位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

北京学放电影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从地方到军队都开始重视文化学习和教育。5月27日，我从新兵连分配到电影组，刚放下背包，宣传股股长王加东找我谈话：“你是组织从两个新兵连选拔出来的，放映员岗位光荣，责任重大。马上安排你去北京参加培训，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为兵服务的本领。”于是，第二天，我背上背包去北京影训班报到。

影训班共设置了六门课程：放映机、扩音机、电工学、发电机、幻灯片制作、影视宣传。培训时间自5月底至11月初历时5个多月。每个直属团级以上单位选派一名放映员参加，总计八十多人，其中六十多人都是有经验的老兵，刚入伍的新兵放映员不足二十人。这对我来说机会非常难得。

开训动员后，我暗自定下决心，掉皮掉肉也要拿到优秀。每天第一个起床，借着微弱的晨光学习理论，背记操作口诀；晚上最后一个睡觉，在实习教室练习放映操作技能，每次都到熄灯号响起。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我抓住一切机会向教官和老放映员请教。

我的同桌叫侯卫东，是个老放映员，又是高中生，还是城市兵，聪明伶俐，多才多艺。我哪能放弃这个机会，一有空就贴上去，跟他学了不少本事。现在的侯卫东可了不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教授，已成为军旅著名画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多月刻苦学习，我取得六门功课全优的好成绩。总政治部规定，当年新兵放映员只有获得全优才能拿到总政颁发的电影放映员合格证书，培训班共有三名新兵拿证，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总政历史上第一次为放映员颁发证书，含金量是较高的。

进坑道放电影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为保证中央军委作战命令不间断准确无误地传达到一线部队，我们全团进入战时状态，所有通信台站官兵昼夜值班，坚守在执勤第一线。为了调节官兵战时文化生活，我们电影组接到命令，到执勤一线为官兵放电影，在时任政治处宣传干事范西勤带领下来到011机务站，直接进入坑道，为官兵放电影。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一共调集了80多部影片，除了战争片，还有一部分是文革结束后刚被解放出来的老片子。

在坑道放电影，每一部片子最少要放四场，因为执勤官兵四班倒，只有在换下来休息的时候才能组织观看。我们在坑道一待就是一个月，前后大概放映了一百多个场次，放映过的影片台词基本上背熟了。3月中旬后，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但边境上冲突并未间断，此后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轮战阶段。在此期间，我多次跟随团领导到其他机务站、收发信台放电影，慰问官兵。出于安全和保密要求，每次都在坑道里放映。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团通信保障任务完成出色，受到总部通令嘉奖，我本人也受到团嘉奖，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受到奖励。

到基层连队和哨所放电影

我所在的团队是有线、无线相结合的通信保障部队，分散部署在北至秦岭山脉，南至贵州省安顺市之间的广大区域，维护电缆总长度达2000多公里。全团连队、营部、通信站、收发信台等沿电缆走向部署，所有连队都在崇山峻岭之中，通信装备都在坑道里，全团共60余个放映点，连与连之间相距多在200公里上下，可以说是点多线长，高度分散。有的连队住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上，有的则在偏远的山谷中，大部分连队收不到电视信号，看电影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娱乐生活。

电影组的放映任务十分繁重。下部队放电影有时跟随首长搭乘“专车”，有时乘坐连队到团部办事的大卡车，有时候坐轮船，有的时侯则需要坐火车，乘长途汽车下部队也是常有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到川东地区放电影。我团某连驻在原四川省武隆县（现属重庆），从该连到下一个连队必须穿越白马山。白马山海拔1800多米，全程约54公里，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穿行。当地形容此山“上十八，下十八，不上不下又十八”。翻越白马山一般需要5个小时，山崖一侧是著名的乌江天险，时有车辆事故，每年翻入乌江的车不下十几辆。

1982年10月，我任宣传干事兼电影组长期间，陪同领导到川东检查部队工作，途中我乘坐的车在经过白马山悬崖峭壁一处左拐弯时，与对面一辆右转弯行驶过来的大卡车差一点相撞，我们的车辆右前轮已悬空，多亏司机驾驶技术过硬，反应神速，一把方向打过来，才幸免滚落江中。尽管下基层巡回放映危险多，任务重，但我们电影组全体人员不退缩，不畏惧，科学分组，连续奔波，任务完成比较出色。

当战士放映员时，有一回我独自执行下基层放电影任务长达一个月，放映过程非常劳累，加上晕车，实在有点撑不住了。但是，当我每到一个连队或哨所，看到官兵观影时的笑脸，心里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安慰，感到一切付出都值了。于是我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自勉：

朝辞一地征程前

暮色降临又一县

车中休息胜花轿

影上银幕心中甜

为护线部队民兵群众放电影

1979年7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卫星，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部队通信保障任务十分重要，特别是电缆的维护，直接影响发射的成败。为保证卫星发射通信保障任务圆满完成，我接到命令带上放映机，陪同时任团长冯展堂，到四川省川北地区为沿线护线的部队民兵群众放电影。冯团长在沿线护线大会上做完动员以后，把我放到了渠县，后来我从渠县又到广安、达县、通江、南江等地为连队官兵和护线民兵群众放电影。

记得从达县到通江接力行进中，六连的一辆解放车正好去达县拉煤，于是我爬上这辆装满煤炭的“大解放”顺风车。四川七月份的天气非常热，加上山路崎岖，一路颠簸，煤灰沾满全身上下，脸上只露出两个眼睛。不巧，车行至一处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山沟里突然熄了火。老司机问我：“小于，你带喝水杯子了吗？”“班长，我没有杯子，我只有刷牙缸。”“把刷牙缸拿给我。”原来车子出现了刹车故障，司机要把刹车油倒出来，换上新的皮碗后再把油倒进去。因为司机是临时拐弯接我，他也没带杯子，只能用我的。

当汽车修好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车又行驶了3个小时，晚上七点多才到达连队，这时我已经变成一个“煤人”，根本看不出模样，加上中午没吃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那个“狼狈”相不用多说。当我看到战士们和几百名老乡已经坐在放映场等待，二话没说，立即开始挂银幕、架设放映机，边放电影边吃饭。虽然非常疲劳，可内心由衷自豪。

1979年10月，总参领导带领工作组到我们团调研，主要考察通信部队“营”一级增设电影组编制的问题。为了搞好调研工作，领导们还带了一名放映员和一部新出厂的南京F-16A型提包机。我接到命令陪同一起参与调研，主要任务是协助总参电影队的同志搞好放映宣传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总参领导带来了两部新影片，一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刚刚拍摄下线的《保密局的枪声》，另一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儿子、孙子和种子》。总参直属通信部队和我们团的情况大致相同，都驻扎在大山里，连队高度分散，单纯依靠团电影组很难完成放映任务。总部首长从国防建设的高度和为官兵解决文化生活的需要出发，专门组织考察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得军心的举措，我能够随队参加这一任务感到很光荣。

调研工作从川北到川东，后来又到贵阳，历时一个多月，每到一处我们首先到部队驻地的县城或地级市慰问地方政府，然后再到连队或哨所放映。由于部队驻地分散，路途遥远，长途颠簸，加上总参带来的放映机是按照城市使用标准研制的新装备，经常在颠簸中出现故障。总参的放映员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学习使用过，我们只能边放映边学习，很快掌握了操作方法。四川境内，大山深处，很多哨所没有电。总参通信部放映员也没有用过发电机，所以放电影时的发电就由我承包了。尤其是到地方放电影，要求标准很高，每次放电影之前我们都精心调试设备，及时排除故障隐患。

调研期间，放电影之前我们都要先放映幻灯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地方党委政府对部队工作的关心、宣传部队涌现出的典型和模范人物。一路下来，展示了部队的实力和风采，圆满完成了调研任务。在执行这次任务中，我增长了才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活动结束时，总参领导给予了我很高评价，还特批一个团嘉奖。

团长命令“电影座机安装完毕后”再下连队任职

1983年7月，我从团政治处宣传股排职干事兼电影组组长的位置上，被提升为该团六连副政治指导员。恰在此时我们团部建好了大礼堂，需要上一套固定式放映座机，时任团长张金福给我下了一道命令：“礼堂固定座机由你负责采购、安装调试任务完成后，你再下连队报到。”这是领导和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马上按程序起草了请示报告，团首长批准后，又来到北京总参通信部办好审批手续，然后马不停蹄赶到哈尔滨松花江电影机械制造厂，采购了当时全国名牌“松花江55-5型”电影座机，随即办理了托运，不到半个月，机器就运到重庆，紧接着组织专家安装调试。当时在团级单位能用上座机，用现在的话说好比进入了“5G”时代。接下来我利用自己基础扎实、经验丰富的优势培训新放映员，让他们很快掌握了操作座机技能。任务圆满完成后我便“走马上任”了！

有幸为司令员放专场

1989年1月，因工作原因我被调入济南军区26集团军某师政治部任俱乐部主任兼电影队队长。1989年12月初，时任军区司令员来我师视察。当天下午师党委向司令员汇报工作时提到，部队驻地是地雷战的故乡。汇报结束后，司令员突然提出，晚上要看《地雷战》电影。

政治部首长紧急通知我做好准备，晚上为司令员放专场。乍一接到命令，我当时就懵了，正常情况下影片传递需先由军区烟台文化工作站做计划，然后从烟台托运至部队所在地。要知道，师部距离烟台市有130多公里，且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此时显然不能指望烟台文化站了。

我灵机一动，立即跑到当地县电影公司请求支援。不巧的是电影公司没有35毫米影片，只有16毫米影片，与当时部队使用的解放103放影机不匹配，出于安全保密要求，又不能用地方放映员。怎么办？我突然想到，十几年前我在参加总参总政联合举办的电影队组长集训队上，曾自学过16毫米放映机的操作使用，于是在电影公司借了一台“长江F16-A型”电影放映机，抓紧操作了几遍，当晚顺利放映了电影《地雷战》，受到首长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