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情感是理解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视角，《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在促进我党获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著。

中央苏区时期，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党报通过新诗传播发挥了情感动员的独特作用，将积蓄的情感力量导向澎湃的革命。情感“影响着公共舆论的建构，并成为社会动员和整合的一种资源”[1]，情感动员通常须伴随着丰富的话语传播实践才能达成目标。《红色中华》新诗传播在不断的媒介使用中，形塑了新诗这一语言传播媒介进行情感动员的政治文化身份，将原本抽象的革命理念具体化、实体化、媒介化，体现了党对新诗这一语言传播媒介的正确认识和对其情感动员功能的有效运用。

1934年12月27日在瑞金出版的第257期《红色中华》

情感动员的编码逻辑：

《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文本建构

（一）苦难者身份塑造与集体认同唤起

《红色中华》新诗通过符号编码的选取和组合，典型化呈现出工农群众共同的、可觉察的苦难生活经验，剖析产生苦难的根由、将中共领导的革命与国民党领导的革命相区分，使得农民的苦难记忆在文本内部与革命的价值观念进行糅合。通过《红色中华》新诗周期性的出版和传播，增加了情感体验的深度，从而建构起普遍的苦难者身份，并为进一步唤起集体认同提供了情感预设。

帝国主义，国民党狗，/呸，残酷的暴蛮的恶兽！/你们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呵，数不清的一个个/在你们刀下滚着的人头，/你们的嘴一口又一口，/喝着我们工农的鲜血，/不眨眼儿不叫腥臭！——《不怕你，刽子手！》

地主富农/万恶千凶，/他们听到自己的丧钟，/用尽一切阴谋/企图破坏土地革命的成功。——《用我们的铁锤》

为了激发起中央苏区工农们的普遍愤怒、反抗意志的情感结构以唤起集体行动，文本内部的“工农”“国民党狗”“刽子手”“地主富农”等身份标签与“屠杀”“刀下滚着人头”等苦难话语衔接了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相通经验。通过苦难者身份的建构，《红色中华》新诗影响了感知和感情，形塑了中央苏区工农的文化政治身份。

（二）斗争话语生成与集体抗争行为指向

“敌人”的迫害与“我们”的反抗，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使人们相信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痛苦并非命中注定，“敌人”惧怕改变，而“我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改变，这类展示中央苏区军民集体战斗、斗争的话语在《红色中华》新诗中占有重要地位。文本内部以“我们”集体抗争成功后的情感体验激励、鼓动革命行为的发生，意在将个体的苦难者转化为集体抗争的行动者，从而指明了情感动员背后的“我们”集体抗争行为通路。

为了帮助红军，/为了革命战争，/好去打坍敌人。/红军又都是我们工农自己人。——《“用不着归还我们！”》

使苏维埃的红星电闪/照彻广大的区域内/把隐藏着的地主富农查出来，/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铁锤，/把他们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用我们的铁锤》

斗争话语重在指明集体行动框架，框架“指的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2]，它指引情感动员的流动方向，清晰描摹实质性的集体行动路径，集聚集体斗争的资源，进一步提示情感动员的斗争目标，引导转向革命的集体抗争行为实践。

（三）强化情感联结与情感共同体建构

“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改变了社会权力关系格局，《红色中华》新诗也相应体现出了置换旧关系、联结新关系的情感话语表征，在苦难叙事的集体认同和斗争话语的集体行动框架的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新的情感共同体精神，新共同体的内部氛围是温暖充盈、互助体恤的，使得情感动员建立起的情感共同体符合革命的历时性需求。

歌声夹着笑声，/手臂忙着往田土里伸；/同志哥唱罢一曲，/同志嫂接着唱得更好听。——《插秧曲》

小同志，/小同志，/千万莫要忘记：/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田地，/节省运动要从一个铜片做起，/更要劝你哥哥爸爸到前方杀敌去。——《欢迎小同志——给全苏区的共产儿童们》

“同志哥”“同志嫂”“小同志”等新关系的身份表征在情感动员中被反复展现，这些新共同体身份标识是对旧社会关系彻底的置换改造，强调了新共同体身份的情感归属，并以情感为纽带柔化了刚性的权力结构。在不断地传播、互动中强化了新的情感关系支持，成为中央苏区群众在日常世界的情感意义系统，实现了在共同体层面的广泛情感联结。

情感动员的解码效能：

《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受众本位 

（一）体裁的解码效能优势

新诗的体裁特征在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上体现为“不仅完全采用白话，而且分行排列，采用标点，旧诗的形式规范被基本打破”[3]，从符号学来看，“体裁看起来像是符号文本的分类，却更是一套控制文本接收方式的规则”[4]，相对于古诗而言，新诗的体裁特质减轻了受众的解码压力，具体表现为：诗歌语句的分行、横行排列有效地凸显了语句中的情感关联。相较于古体诗论句不论行的竖行排列，新式的分行、横行排列突出了语句中词语间的情感指向。例如在《红色“五一”》中，“要节省经济——突破一万！”“借二十万担谷子——不要还！”这两句相继排列在同一横行，有效地关联了情感动员的行为和目的。

分行有着鲜明的视觉长短差异，内在的情感被视觉化地表达出来，有效地衔接了《红色中华》的报刊传播特质。例如，在《滚开，法西斯蒂》的结尾“他们说：/滚开，法西斯蒂！/不准你/侵犯苏联一寸土地！”，在各行的疏密与层次递进中，增强了情感动员的文本张力。

新诗大量运用新式标点，使得情感动员的意义更明确、清晰。一方面，不再因句读干扰了意义的解码，为受众明晰了情感动员的指向和立场；另一方面，感叹号的大量使用能够锚定文本中的情感重点，也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视觉冲击。

（二）语言的解码效能优势

白话文是新诗区别于古诗的重要语言特征，是来自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使得情感动员直抵心灵，具体表现为：新诗取消了平仄、对仗、押韵等模式化要求。一方面，降低了情感动员的文化门槛、减低了解码成本；另一方面，新诗比古诗更易学，适合基层群众进行创作。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中就曾写到苏区的报纸上“挤满了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这些文章都是从那些从事于连队整治工作和一火线的各级指战员写来的，很少没有错字，很少写得清清楚楚，但因为是真实地表现了自己，所以他们爱着这些纸张”，新诗的创作门槛降低后，更有利于在不断地模仿中产生情感动员的裂变效应，也充实了各类报纸、墙报的版面。

白话文的战斗性更强。白话文偏向即时理解、即时记忆，减少了接收者思索语义的时间，有利于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大环境中快速地进行情感动员。诸如“万岁劳动妇女的解放！”“血战就在前面！/胜利就在前面！”等白话的口号、标语入诗增强了文本的情感鼓动性，这是古体诗难以传达的。

虚词的高密度使用，可以唤起生活中的情感节奏。如在《纪念“三八”》中“我们可也还是茉莉吗？/老实说，现在呀！/早就不讲什么美丽啦，/站在稠人广场中，/我们不会怕羞怕丑，/我们已是新时代的斗士，/个个都像那健美的大树！”，口语化的诗句配上语气词“吗、呀、啦”形成了生活中的自然声调，日常性的情感表达被嵌入进了情感动员中，读来亲切、亲近。

（三）布告诗：解码效能的特殊个案

通过“布告诗”这一特殊类型新诗，可以很好地透视《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受众本位。刊登布告是《红色中华》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诗的形式写布告，在形式上别具一格，改变了公告刻板的样貌，以群众熟悉的白话写作、分行排列减少误读，易于记诵和口口相传。

中央苏区全境 群众数百万人/粮食问题重大 缺少调节流通/现在战争形势 敌人大举进攻/……/都是工农阶级 父母姊妹弟兄/应该同心合力 向着困难斗争/粮食调剂设局 中央正在经营/……

这是何叔衡起草的布告诗《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布告》，在整张版面中，这首“布告诗”形似张贴布告的视觉化设计非常吸引眼球，居中的版面位置十分醒目。抽象的政治诉求被具体化、情感化，能够诱发积极的情感。

情感动员的协同配置：

《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延伸链条 

（一）情感动员的基层传播协同

俱乐部、列宁室组织的读报小组是中央苏区报刊传播的基层传播节点，为《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情感动员提供了有声解读和互动情境。读报是一件身体在场的听觉转译活动，基层读报活动中的情感互动是情感动员中必不可少的，沟通了宏观的社会心态与微观的个体情感。毛泽东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中显示“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在革命以前，几乎目不识丁的广大工农群众被排除在阅读的文化体验之外。据王新兰回忆，部队的俱乐部“有墙报栏，有《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等报刊，向大家介绍革命基础知识和社会知识，能识字的自己阅读，不识字的就听别人念”[5]。读报活动恰似中央苏区基层的中转站，充当了接收端、发射器的角色，在情感互动的情境中，互动的频率、时间对情感动员发挥重要作用，面部表情等情感表征能够弥补语言文字的不足，充分的沉浸体验和人际互动使得新诗的情感动员更加充分、有效地嵌入基层。

（二）情感动员嵌入仪式化活动

仪式化活动通常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设置的情感动员焦点，“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分享共同的情绪和情感在仪式要素中最为重要，即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纽带”[6]，以此进行资源的充分配置。发起号召是中央苏区常见的仪式化动员活动，《红色中华》等党报是发起和响应号召的重要主体，它是“以报刊的名义直接向读者发布号召，以期得到读者的积极响应，并进而达到某种特定的现实效果的传播形态”[7]，号召的核心焦点通常是集粮筹款、扩红支前、节省运动、退还公债等。

在结束第四次反“围剿”后，为解决物资匮乏、调度战时资源，1933年3月6日出版的第58期《红色中华》明确提出“退还八十万元公债，节省三十万元，帮助战费！”的号召。为了推进第58期的号召，《红色中华》连续在第66、69、70、71期的“号召”专门版面刊登新诗，《红色中华》连续多期刊登新诗是不多见的。面对困境，情感动员能够在仪式化活动中发挥润滑剂和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形成稳定的情感机制来补充和调节“正式规则”的不足，使得整个情感共同体具备一定的情感韧性以应对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

（三）情感动员的跨媒介呈现

《革命诗集》以集纳式、精品化、规模化的出版物形式延长了《红色中华》新诗的传播链条，增益了情感动员的效能。《红色中华》报社于1933年征稿、编辑、出版了《革命诗集》，这是专门收录中央苏区新诗的文学出版物，是“红色中华社文艺丛书”之一。《红色中华》在《征求诗稿启示》中说明目的是“为了要开展苏区的文艺运动，为了要使革命诗歌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革命诗集》中不仅收录《红色中华》刊载的新诗《到处是赤焰——纪念今年的“五一”》《红军又打了胜仗》《插秧曲》等，还收录了瞿秋白、邓颖超的新诗作品。为了扩大读者的范围，《革命诗集》通过中央局发行部发行，第122期《红色中华》的报中缝刊载了“这里有悲壮的胜利的战斗曲！/这里有热情的兴奋的劳动歌！/这里有革命与战争的交响乐！/还有……请看本集”的《革命诗集》广告，将原价大洋1角促销降价为大洋5分。

歌谣是中央苏区群众最为熟悉的地方文化形态，配上充满革命情感的新诗歌词，进一步增强了《红色中华》新诗情感动员的心理和文化上的亲近感。韩进曾在《红色中华》上发表过《游击队员进行曲》，“我们不许一支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苏维埃旗帜”，这首诗后经瞿秋白推荐、由崔音波谱曲并在工农剧社广为传唱。裴宜理在研究中指出中共早期革命动员中就非常重视对地方文化的运用，“通过对地方文化的适应和运用来发起革命、完成动员、争取支持以及将革命不断引向深入”[8]。

 结  语 

《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将个人情感、群体心理、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和联结，接受主体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结合自身的情感经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融合在一起，渗透进中央苏区工农群众的情感心理，解码得出情感意义后做出的行为实践，通过情感联结达成的情感信任，最终将抽象的革命思想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情感动员与理性的新闻、评论等一起达成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宣传鼓动效果，引导中央苏区工农群众将个体情感汇聚成革命的力量，唤起斗争行为去直面和解决生存的真问题，由此所型构的情感政治文化在强规则性的制度之外，建构了充满弹性的情感秩序。不可否认的是，《红色中华》新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实践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情感型政党的独特品质，构建了“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情感共同体，赢得了人民的真情、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