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2022年4月就传来了“重拍电影《四渡赤水》及拍摄制作电视剧《土城往事》发布会”的消息。对于这个信息我一直在思考。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终于有人认识到这个红色题材的重要性，担忧的是能不能真正拍摄好这部展现毛主席自认为在指挥军事生涯中比较得意之作。

在全党、全军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势下，早在建党一百周年华诞之际，就有人一直在推动重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影视剧。有关部门还提出了“看电影、学党史”的倡议。“四渡赤水”显然各大财团，影视大佬、著名导演们首先看好的党史、军史方面的历史题材。发布会认为：“1982年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该战役拍摄了电影《四渡赤水》，但由于当时拍摄条件、拍摄技术所限，很多历史事实也尚未解密，致使该电影留下了不少的遗憾，不足以全面、真实地反映红军战士及四渡赤水的精妙绝伦。”

当今时代是读图时代，愿读书的人比较少。读书终究不如看视频方便。特别是在当今电子产品大行其道的今天，应该说重拍“四渡赤水”这是件好事。

但是，其前提是，拍出的电影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能否承担这一重任，取决于电影能否正确演绎我党、我军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蒋介石集团及其智囊人物博弈的历史真实。如果电影歪曲了历史，虚无化了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绝不是杞人忧天。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显然。习近平总书记之所言，是有所指的，是有针对性的。也正是这些年来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感同身受的严重现象。

电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形式，因为它不可能完全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从观众进到电影院的那一时刻，受众就基本接受了它能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描述一个较长时段的事件。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纪录片也不可能完全真实还原历史。电影只能用影视叙事手法完成对人物的刻画及事件的描述。你看到的只是电影制作者想让你看到的。显然带有一种主观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正确性与否，就要看编导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问题 。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

重拍电影《四渡赤水》及拍摄制作电视剧《土城往事》。应该说这是好事。因这“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是世界战争史上“运动战”成功的重要军事战例典范；同时也是毛泽东一生指挥作战中的“得意之笔”。如果能够拍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尊重党史、军史历史文献的，能通过“看电影、学党史”的电影，能真正学到毛泽东重要的军事思想那将是功莫大焉之重大文化成就。仅对各大专院校学生、对军队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特别是今年，在全党、全军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势下，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军队推动党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提出：军队必须围绕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把握党史军史的本来面目，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历史结论，用体系化的细节驳倒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割裂叙事。只有常学常新，常学常悟，才能常学常得。

因此，用“看电影学党史”的方式，对全党全军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倡议是值得重视的。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过程，显然是值得浓墨重彩表现的一幕。当然，“四渡赤水”这个题材由于可以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它预期受众量及票房都非常大。同时也是各大财团，甚至各类资本，文化名人，著名编剧导演们争相看好的题材。从签约仪式的发布看来，拍摄“四渡赤水”已经开始起步。（全文见“网易新闻”）

从这次签约会的嘉宾看，这个阵容是相当可观的。投资方代表是：中财国嘉资本合伙人李宁（据天眼查，中财国嘉投资仅是一个注册资金 500万元的不大的一个投资公司，显然背后的资本大佬目前还没有现面），影视投资人严从华资本情况不详。最令人瞩目的是八一电影厂原厂长柳建伟、八一厂导演杨虎、党史军事专家秦保中将军、军科院党史研究专家张秦洞将军、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谭友鹏将军。当然还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大小财团、导演、编剧应该没有露面。从理论上说应该可以保障电影“四渡赤水”能完成党和人民所期待的效果。

对于中国的“长征”、“四渡赤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内外影视界的热门题材。不独中国，就是美国好莱坞的导演们也趋之若鹜。早在几年前《长征》的编剧王朝柱就透露，美国好莱坞的导演有意拍有关“长征”相关的电影。中央红军一年左右的长征，在贵州的时间就达四个半月。因此电影《长征》的重头戏必然在贵州，“四渡赤水”显然是长征中的重头戏。

几年前就有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也找过姜文谈合作事宜，但姜文看过剧本后说：“你的剧本里的一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拍（据说拟在缅甸拍），出来的影片感觉上显然不对。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他只能出现在中国。好多外国人以为亚洲就是中国，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发现姜文显然已经看过了剧本了，他看过剧本后认为这样的剧本他是不会合作的。剧本写了些什么？怎么写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可能不会在中国境内拍摄，可能会选缅甸、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拍外景。

笔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让外国人胡编乱写，如果有关部门事前不掌控，电影拍出来后将造成既成事实，甚至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将是难以弥补的。虽然自称“毛铁”的姜文不会与其合作，但是外国各种势力会不会通过资本的形式介入其中，那就不好说了。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史、军史应该从事前、事中、事后建立一整套管理措施，虽然我们有“重大历史题材审查领导小组”把关，但笔者认为防患于未然没有坏处。

一、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好“四渡赤水”这个题材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20世纪是人类世界发展、变革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一个世纪。而在这个伟大的世纪中，长征是20世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2016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事中，长征就是其中之一。同年美国《时代周刊》也将毛泽东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同时多年来，毛泽东也被视为是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17年毛泽东还入选世界公认十大伟人名单。这一系列绚丽桂冠的多重交集，使得这个题材具有跨世纪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这个军事行动的复杂性、解读的多样性，其神秘面纱还处在有待揭示的状态。因此同时也具有多重的学习、研究、教育的重要价值。当然更有电影的商业价值。

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与蒋介石集团直接博弈这个题材，不但集中央红军在贵州时间最长，长征中重大的政治、军事历史事件最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最关键，毛泽东力挽狂澜最艰难，一生中指挥军队作战最得意，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最大，事件曲折最多，内容最复杂，故事性最强，同时关于这一过程历史文献也最完整、丰富为一体。显然在21世纪中没有哪一个红色题材能与之比肩。

笔者一直没有想明白，对于这样的集我党的政治历史事件、军事历史重大事件这样重大的党史、军史题材，这种集重大历史、政治、军事事件的题材，不是由国家意识形态相关部门主导，而竟然是由财团，甚至私募投资基金等资本大佬“捡漏”。当然，在文化市场化的今天，只要其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搞出个能达到“看了电影就能使全党、全军真正受到正确的党史教育”的电影也未不可。

二、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视“四渡赤水”的拍摄

因为种种原因，关于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历史，包括遵义会议的争论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争议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也从来没有哪一段历史像这一段历史那样婆娑迷离。比如，至今虽然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定论“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但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争议。（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及《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四渡赤水”指挥过程，过去党的历史决议，历史文献记载得明明白白，历史众多档案清清楚楚。但有人在拍影视的时候还是故意偏离历史真实。（比如影视剧中竟然出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叙永攻城”的场面）为什么呢？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定义。基本得到社会科学界认同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以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罔顾历史事实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表现形式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即‘虚无化’真实历史，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虚无主义也存在另一种形式，即将虚假历史‘真实化’。关于‘虚无化’真实历史，是个人、群体或集团，在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污名化’地否定真实历史，不予真实历史以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虚假历史‘真实化’，则是个人、群体或集团，以自身的历史为对象和以自身的需要为取向，依据片面的不实之词，人为制造伪史。这两种表现形式，尽管看似绝对相反，但都是为了混淆是非，否定历史，性质和作用如出一辙。无论面对哪种表现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加抵制和反对。”（《北京日报》2020年1月13日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近年来我们党继续组织全党、全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将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散布的对党史、军史“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三、关于中央红军在贵州及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谣言

关于长征，从20世纪中叶李德的《中国纪事》发表开始，我们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的外国人写的、评述的红军长征这段历史，其中不乏许多不实的谬论。作为外国人写这段历史，应该说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物、历史、地理情况不熟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不实谬论对中国广大受众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甚至，影响到我们国内影视文学的拍摄。

我们不排除影视作品应该有想象、联想及一定程度的虚构空间。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的历史文献非常全面、文献易查、资讯发达、知识爆炸的今天，影视作品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人物、重要会议情况，应该以正式文献为依据，不应轻信历史谣言。关于中央红军在贵州及遵义会议前后是否存在历史谣言？

【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谣言：https://www.sohu.com/a/116149724_488440】

影视历来被称为“遗憾的艺术”。正是这种所谓遗憾的艺术，恰恰给历史虚无主义开了一道后门。我们必须在事前堵死历史虚无主义利用这样的借口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企图。写什么？怎么写？怎么演？怎么导？那是编剧和导演的事（当然也可能有背后金主的投资意图），我们不好管也管不了。但我们应该把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传播的关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时期的，与党的历史决议、历史文献严重不符的谣言公之于众，把这段历史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陷阱告诉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监督影视制作、编导人员，要求其必须按我们党的历史真实的面貌，实事求是地正确演绎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本人认为，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应该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程管理。否则出现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当前中国资本来源复杂，虽然不排除有感恩我党、我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良心资本的参与。但也有可能存在一些投资影视的资本具有“可怕的任性”，即使有人指明了这些历史谣言，不能保证不会继续任性信谣、传谣。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桥段虽然不符合党史、军史，但是他们常常会找到我们党内、军内的代理人来为他们“垫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会成为韩非子所说的“社鼠”。我们欲打不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管理前移，落实事后责任追究机制。诚然，我们国家对此类题材有“重大历史题材审查专家小组”把关，从过去众多的失实的影视剧情况来看，或许也可能有疏漏。

对于这一段历史，无论是敌我双方的历史资料都是有非常详细记载和保存。仅贵州博物馆保存的红军文献（包括我方及敌方往来电报军事报告书）达60多万字。由解放军军科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由杨得志、秦基伟任主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文献》囊括了所有的可信的长征历史文献（时间跨度从1934年7月5日—1936年11月30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驰骋川、滇、黔史料汇总》（共七册）每册字数在70万字至90万字之间（其间包括许多敌我双方文件、电令、参加战斗的当事人后来的描述，包括敌方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及陈述，当然后来的回忆录、陈述不能算是历史文献只能作参考，如果有违历史文献只能算是误记甚至是历史谣言，这是我们搞党史军史的专家们一定要认清的）。贵州整理保存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及贵州省政府关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文件电报”（即蒋介石1935年3月2日至4月7日飞昆明期间所有“令行令禁”记录）。因此，“四渡赤水”期间，无论敌、我双方历史文字记载都是非常完整的。详细到每一天敌、我双方各军团、各类往来文件、电报的原始记载。

以上这些文献资料的存在，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噩梦。是历史虚无主义丑恶嘴脸的“照妖镜”。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就是认真，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解放战争时的三大战役，我们党和军队不仅保存了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大量电文，甚至还保留了毛泽东指挥各战役的原始手稿。你可以看到这些影印件中添加、删改时的思考和决策过程。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

我们不排除影视文学应该有想象、联想及一定程度的虚构空间。在采用影视手法表现党的历史真实的时候，我们也应理解在影视创作中的“大事不虚、小事一拘”的创作规律。但作为历史真实的大事件则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笔者认为，在历史文献异常丰富，资讯非常发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可能接受如《三国演义》那种“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似的戏说。因为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的时候，随意更改历史事件的内容、情节、过程、时间实际上就是编造历史谣言，也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说，当今的影视受众实际上是最宽容的，当今的受众宽容到能相信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但影视作品也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些受众，一旦他发现你试图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的、穿帮的桥段愚弄他的时候，他会认为你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四、细数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的历史虚无主义谣言和陷阱

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除了把存在的东西虚无化。把不存在的事物真实化之外，其实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简化、矮化、贬低甚至丑化描述的对象。采用明褒暗贬、假赞真踩的春秋笔法。这样的“蒙太奇”手法很容易被忽悠，被忽略，也很容易使人上当。在当今，中国社科理论界普遍存在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影视文学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不熟悉的人很多，认为宣扬某种正确的观点必得大张旗鼓、连篇累牍。而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影视理论常常强调，要在字里行间做文章，常常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毒药是以滴计量而不是以瓶、以桶计量，放多了没有人会上当。认为大声呼号，终不如含沙射影、潜移默化。因此，我们常常会忽略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的一些有害细节，在关键的时候的一两句看似无关紧要的对话，看似无关的一两个“杂耍蒙太奇桥段”。在演绎、闪回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时候，一些凄惨无助的故事的时候，冷不汀插一个领袖的空镜。当你正对战役指挥者的策略拍案叫绝的时候突然“抖个猛料”，不是“用兵如神”而是“真相是别人出的主意”，演绎“三大战役的时候”告诉你，“实际上指挥者另有人‘操刀’”等等。这样一些桥段正是背后“无良金主”看好的桥段。从美国中情局重金资助的动画片《动物庄园》、故事片《赤色黎明》等等，我们都知道背后有“推手重金资助”。这些影视对诋毁社会主义阵营成果很大，而我们许多人往往看不出哪里不对。

捋一捋中央红军在贵州这四个半月中，这些年来，笔者所见到的，来自影视、著作方面关于“四渡赤水”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谣言和陷阱。大约有如下一些方面：

1、忽悠人们：“四渡赤水”不是一个统一的，执行军委第二套“从金沙江上游”入川的战役过程。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割裂叙事”手法，有一渡、二渡为一个决策过程说，三渡、四渡一个决策过程说，有各次渡过赤水不同目的说，还有目标随时漂移说等等。“四渡赤水”毛泽东执行中革军委北渡长江作战计划的第二套方案“从金沙江上游过江”入川的，与蒋介石40万大军博弈过程。

2、忽悠人们：“一渡赤水”而是为了赤化四川，企图到川、滇、黔边发展。后因不成只得二渡赤水。一渡赤水是执行中革军委从金沙江上游过江入川第二套方案的起始点。二渡赤水的原因是蒋介石令滇军到镇雄、昭通堵截，为避免与滇军硬怼，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拟回师黔北，沿石达开从金沙江上游入川路线奔云南皎平渡。从金沙江入川为什么要回黔北？对西南历史、地理情况不了解的人一定会问。贵州是一个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区。到处都是断头路，一条大路需要许多桥连结。石达开走的这条路即奢香所开的“从龙场起始的奢香九驿”，与“滇川盐道”交集于著名的“古蔺盐道”，因此从奢香九驿之黔西、大定、毕节，经转古蔺——镇雄——昭通，才可到达金沙江上游。是的，当年只这两条路可走，这就是当年李德等一些人对西南山区情况不明白的地方。

3、忽悠人们：“二渡赤水”目的是赤化贵州，鲁班场战役打了大败仗后放弃。鲁班场战役是毛泽东的街亭。鲁班场之战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从敌人兵力最强，危害最大的地方，冲出包围圈，采用“以攻为守”的复杂的战略指挥过程。毛泽东失街亭？毛泽东失了哪个“街亭”？哪一个是马谡？哪里跟哪里？从何说起？

4、忽悠人们：“三渡赤水”是打鲁班场失败后败走赤水茅台，不得已才三渡赤水。每一渡的“目标都是漂浮的”。三渡赤水的目的是一个“攻其必救”的天才的军事谋略。在敌我力量对比差距较大的时候提出“打强不打弱”这是需要何等的精准运筹与算计谋略。这个计谋让蒋介石顾此失彼，“三渡赤水”一、三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冲击镇雄、古蔺，顺利调动孙渡让开石达开入川路线：黔、大、毕一线。不但为红军赢得了南渡乌江时机，并使蒋介石在贵阳失去拱卫，急忙收缩周、吴纵队及滇军回贵阳“救驾”。

5、忽悠人们：“四渡赤水”是三渡赤水后，见势不妙，几天后原路返回鸭溪。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听取部下的建议“南渡乌江”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兵。“第四次渡赤水暨南渡乌江”是毛泽东出奇兵的天才运筹，是以九军团为“壳”的“金蝉脱壳”之计。一般而言做“壳”的大都成了弃子。当大家都在为九军团被周浑元三个师、吴奇伟两个师、黔军、滇军围殴而担忧的时候，毛泽东再来一次“攻其必救”之计，指挥红军“将军”贵阳老蒋，九军团之围立解。周、吴六个师，滇军4个旅，立即放下围追九军团，火速返回贵阳“救驾”。九军团在黔西瓢儿井待敌三天不至，4月10顺利沿孙渡已经启开的黔、大、毕、威之线越过金沙江入川。

6、忽悠人们：毛泽东不是神，“四渡赤水”每一次渡的目标都没有实现，不过是误打误撞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兵。持这种观点的一类即“四渡赤水”胜利偶然论。这就是目前一些人读此类观点“著作”，在读后感中散布所谓“四渡赤水”被扯下神坛的原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不是无知即是浅薄之论。

7、忽悠人们：“土城战役”是毛泽东急于与敌“决战”，以巩固“遵义会议”成果，指挥失误造成的大败仗。如果打败了郭勋祺，就不用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被追着跑，就不用“四渡赤水”了。土城之战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军委渡江作战计划文献中，从未有与谁“决战”的提法。倒是在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有这样的桥段。土城之战确实疏于对敌情的全面掌握，但所谓“大败仗”之说并不成立。“大败仗”之说源于刘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的《四川堵剿大捷电》：“朱、毛自经我土城击溃，匪众确损失三万余人，其漏网分股逃窜者不过万人左右。” 关于刘湘电报的真实性，滇军孙渡根据侦察红军在威信的情报，当时就有质疑并报龙云。龙云也曾向蒋介石报告：“据孙渡报告，窜滇之匪，确近四万之谱。各方所报，匪不满万，究系侦察不实，抑或别有用心？殊难臆断。”显然一些研究者仅仅是凭刘湘向蒋介谎报军情的电报得出“大败仗”的结论。由于在重庆参谋团的指导下，川军加固长江防线，六路出兵，并且四方面军接应受阻；由于宜宾至泸州段800米左右的江面，红军在准备不足的种种情况下，实际上即便能北过赤水也过不了长江，毛泽东决定终止军委从泸州——宜宾间第一过江方案，西出赤水是明智之举。

8、忽悠人们：鲁班场战役是毛泽东指挥生涯中的四大败仗之一。“四渡赤水”“两场大败仗”，用兵如神从何谈起？矮化毛泽东灵活、睿智的指挥只不过是“不二过”而已。“土城之战”已如前所述。“鲁班场战役”包括两次军事行动。即在“三渡赤水”时冲破蒋介石包围圈首过鲁班场，与“四渡赤水”时回师鸭溪南渡乌江再过鲁班场封锁线的战斗，即冲出包围圈和冲过封锁线的战斗。第一次红军冲出国民党中央军包围圈后，周浑元向蒋报告红军不知去向。第二次冲出敌人包围圈时蒋介石不以为然。两次战斗以极少代价完成了“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逼贵阳”的战略过程。“不二过”是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评价。这能与全党全军称赞毛泽东的“用兵如神”相提并论吗？显然有些人是在矮化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形象。

9、忽悠人们：“四渡赤水”并不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因为军委的电报大都是以朱德、朱周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党指挥枪”。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同时有三次反“围剿”以少胜多的指挥成就，有在遵义会议上对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精彩发言（周恩来、陈云讲话证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形成文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的概念是什么，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谁在指挥一目了然。

10、忽悠人们：“二渡赤水”后，全军不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是“二渡赤水后全军由彭、杨指挥”的。这种太明显的错误应该不是作者的认知，更有可能是出版单位的编辑或校对出现的问题。经查《红军长征·文献》，1935年2月25日军委电令原文是：“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归彭杨指挥。”（见《红军长征·文献》271页）显然不是“全军统归彭、杨指挥”。从军委2月26日的电令“我1、3军团仍由彭、杨指挥”电报可以印正。从我党、我军历史来看，从一般军事常识来看，都不可能出现这种下离谱的表述，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谣言。

11、忽悠人们：说“桐遵战役”是一、三军团“自己配合”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军委在“二渡赤水”的电令中，非常清楚明白地要求：各军团必须按军委“逐日电令”执行命令。并且在过程中随时对各兵团的错误决定进行纠正。最突出的是在“桐遵战役”时，林彪在进入遵义后，向军委报告拟让部队休息。然而，吴奇伟部已经到了离遵义仅七八里的忠庄铺。若不是军委及时电令指挥及时穿插，就不可能赢得“桐遵战役”的胜利。谁指挥的，不言自明。

12、忽悠人们：“叙永之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指挥“攻打叙永城”的一次败仗。军委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电令中没有过叙永（即永宁。叙永是旧名。两地名敌我双方经常混用。）“叙永之战”是一些电视剧虚无历史、重点演绎之战。1月30日，18时、19时、21时30分，林彪三次电告军委古蔺以南一线道路难走，要求从叙永（即永宁）方向前进。军委同意林彪改道，但电令中要求（31日前）快速通过永宁。而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命令的情况下，2月2日，指挥3千人自作主张攻打永宁失利，造成重大危机，向军委告急。若不是军委令5军团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一军团2日叙永攻城之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在前往石厢子——“鸡鸣三省”的路上。军委没有攻打叙永（即永宁）的电令，军委领导们当然不可能指挥攻打叙永（即永宁）。为此，林、聂在白沙会议时被军委约谈过。因此“二渡赤水”后军委要求各军团按“逐日电令”行事。

13、忽悠人们：“四渡赤水”只是在毛泽东善于采纳部下的意见后，灵活机动地摆脱了敌人的结果，并不是什么用兵如神。这是否认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时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在一些讲述“四渡赤水”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毛泽东指挥的特点是“从谏如流”、善于听取部下的建议而取得的胜利，特别提到了“彭老总的多次建议”，比如所谓“南渡乌江”就是听取了彭老总的建议才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查《红军长征·文献》及各类文献，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在“四渡赤水”期间，除军委“三渡赤水”电令下达的当天，彭老总3月20日有一个建议电外，并没有其他建议。其电报也并没有“南渡乌江”的建议。其他所谓“建议”，通通都是无中生有的。有许多所谓“建议”，根本不可能是彭老总提出的。比如《苦难辉煌》中描述彭老总在3月25日有提出建议：“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见《苦难辉煌》2010年6月第一版470页）。查《红军长征·文献》1935年3月25日彭德怀没有给军委回电的记载。文中的所谓“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显然作者对红3军团进贵州时是从哪里渡的乌江不了解。稍微读过党史的都知道，红军进入贵州后是从猴场、瓮安一线渡乌江的。显然彭老总绝不会有此建议，只能是作者的臆想。因为“三渡赤水”时，三军团的位置在茅台附近，离“原来渡乌江”的地方至少在100公里。简直就是笑话，彭老总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14、忽悠人们：土城之战是毛泽东进入常委后，执意要“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的冲动、冒进，“轻易地提出与敌‘决战’”造成指挥失误的大败仗。《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是根据“猴场会议决议”，于1935年1月1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这是得到政治局认可的计划。同时以“政治局及军委”拟定并发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这个给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原件没有署日期，我们所见到日期是1月22日，是编辑出版文献时的编辑推测加的。《红军长征·文献》有注。 （资料见《红军长征·文献》448-449页）

15、忽悠人们：长期以来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一直是明确的，也就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然而，20世纪80年代李志光、陆友山、周克、彭咏梅四人撰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声称找到一个所谓“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周恩来致“少奇、卓然”的1月14日电报，提出将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从几十年来一直认定的1月8日改为1月15日。从而虚无了中革军委向中共政治局报告关于北渡长江作战计划会议。难道政治局“猴场会议决议”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执行？显然不可能。实际上1935年1月15日是军委向中共政治局报告北渡长江作战计划的会议。军委在作战行动前要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作战计划，是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决议》决定的。遵义会议后，北渡长江作战计划显然应该有一个会，也是第一个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时间正是1935年1月15日。吕黎平（原名吕继熙，时任红军总参谋部参谋，解放后任空军司令）将军曾将所谓“电报”原件送有关部门进行全面鉴定被否定是当时原件的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人能看到这个电报的影印件）。并指出，1935年1月15日是中革军委向中共政治局报告军事行动的会议。（详情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993年12月第一版103页“遵义会议前后一节”）

实际上遵义会议真正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从遵义会议召开时，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都是明确的。即1935年1月7日至1月9日，定8日为纪念日。无论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遵义会议决议”原件，还是我党《六大以来》文献、《红军长征文献》、红军在贵州的历史文献；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草案》、李德的《中国纪事》。陈云的汇报提纲、陈云给贵州的复信，都证实遵义会议是1月7日至9日召开的。吕黎平将军还特别证实，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7日晚开始的。因为他就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布置会议的人。（见《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有非常全面具体的论述。）

结束语

由于影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了突出其可看性，它在演绎以真人真事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时候，虚构一些情节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可以被允许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影视创作原则。但是我们把大事也虚无了，那就违背了历史真实，也违背了影视的创作原则。如果这种虚构和虚无只是为了达到、证实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是绝不允许的。我们应该警惕在影视文学中演绎党史的不良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现在有些人“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我党、我军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出现。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说他认真研究过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的数据让他叹服。（辽沈战役歼敌人数：俘虏306200人，投诚83000人，毙伤56800人，起义26800人，合计472800人。淮海战役歼敌人数：俘虏327070人，毙伤171400人，起义28500人，投诚28600人，合计555570人。歼敌人数：俘虏17000余人，毙伤3500余人，合计20500余人。平津战役歼敌人数：俘虏232510人，毙伤29790人，投诚8700人，改编250000人，合计521000人。） 他对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艺术也是非常佩服的。但毛泽东则认为，“四渡赤水”才是他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在一些中国社科历史研究者中甚至近代军事研究者中掀起了一股肆意贬低、弱化、矮化甚至抹黑歪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价值和意义。对于那些恶意贬低其实是没有市场的，但对于那些明褒暗贬的言论常常使不明真相，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的观众和读者容易疑惑。

当今一些人不但虚无“四渡赤水”，还用同样的手法虚无“三大战役”说什么“淮海战役”不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而是另有“操刀人”。这些历史谣言和历史虚无的桥段至今还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好在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电令都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并且还保存了若干原始手稿。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时的部分电报手稿】

比如淮海战役，战斗打响前半个多月，毛泽东就给淮海前线发去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首要突击方向：一是指向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割断刘峙的一条臂膀；一是指向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切断徐州国民党军唯一的陆上退路。旨在首先将其分割成几块，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电报同时指出：“……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淮海战役原定11月8日晚发起攻击，粟裕发现敌军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李弥兵团由碾庄圩、曹八集西移徐州；住海州的国民党军四十四军西移新安镇，归黄百韬指挥；黄百韬兵团有西移的迹象。隐蔽在冯治安部第三绥靖区的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要率部起义。根据上述情况，粟裕认为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他当机立断，决定将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晚发起攻击。他一面将作战部署及提前发起攻击的时间，上报中央军委、邓小平、陈毅、华东局，一面下令部队按新的作战部署执行。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及时正确的，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由于时间紧迫，粟裕还未经中央军委同意，擅自改动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这很可能被认为无组织、无纪律。但毛泽东复电“不要事事请示”，体现了远离战场的指挥者高超的指挥艺术与宽广胸怀。淮海战役中，前线指挥部共接到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命令64封，内容主要是作战方针，具体部署大多交给一线作战的指挥官。在《毛泽东军事年谱》中收录“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为408封。西柏坡纪念馆用56米廊长展出这些电报其中的37份，多为毛泽东亲笔所书。怎么可能说“三大战役”不是毛泽东指挥的？

笔者认为对于刻意虚无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人民军队历史的人、著作、影视文学，要建立事前审查制度、事中监督制度及事后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杜绝“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的现象。